看了这个我笑了

doubleu20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
——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时间:2010年09月16日 09时00分   来源:《求是》   作者:秋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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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这对于提高全党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引导干部群众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澄清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走自己的路，还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

　　民主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百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民主、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始终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另一种是走全盘西化道路，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照搬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并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具体政治制度，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根本不同的政治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条：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拥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世界上并不存在惟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关键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本国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否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艰苦探索得来的，既遵循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愿望的政治制度。它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能够调动起广大人民建设美好幸福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坚强政治保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优势，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势。

　　二、真正的人民民主，还是实质上的金元民主？

　　民主是伴随着阶级和国家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普遍实行的是专制政体，即使是极少数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也只有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才享有民主权利。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和特权思想，根据所谓“天赋人权”理论，在法律上承认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这无疑是历史的重大进步。然而，资产阶级法权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这就是它以同一的尺度去衡量实际情况各不相同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结果。从形式上看，所有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可以参加国家事务管理，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和贫富两极分化，这就使每个人实际享有的民主权利出现了天壤之别。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历史时，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表面上看，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平等的，但由于人与物的关系在这里是颠倒的，人是完全依赖于物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才是决定一切的，金钱能够左右政治，左右人们的民主权利。各个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为了掌控国家政权，利用金钱收买选票，操纵媒体，推介自己的候选人。整个竞选活动实际上是资本集团的财力比拼，是资本操纵下的政治游戏。选举中当选的议员和(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官员大都是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实行的也主要是支持他们的垄断集团的政策，而普通民众根本无力与之竞争，很难在竞选中取胜，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金元民主，最后决定选举胜负的是金钱。正因为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的群众对金钱操纵的政治游戏逐步失去兴趣，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的人数越来越少，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民投票率当前只有50%左右。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只不过是一些垄断集团的民主，是他们之间政治上的争权夺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则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根本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从而根除了引起人们在民主权利方面不平等的阶级根源，把只有少数富人才能真正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广大人民群众都可以真正享受的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承认，在我国，人们的富裕程度和其他许多情况是存在差别的，但这并没有成为人们独立、自由、平等地行使民主权利的障碍，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也就是说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的。人和物的关系在我们这里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决不是像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那样以物来支配人，任何人都不允许用金钱来左右政治，干涉别人独立、自由、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人们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可以享受到公民的各种民主权利，广大人民享受的民主权利是真实可靠的，是形式与本质相符的，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三、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还是三权分立两院制？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是由不同的国家机构分别行使的，其中议会行使立法权，总统和(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多元权力结构。这三个机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间没有从属关系；权力是平行运行的，彼此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一般分为上议院、下议院或参议院、众议院，同样也是彼此地位平等而且相互制约，按多元方式行使立法权，被称为两院制。三权分立和两院制对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防止权力高度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体现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原则，是对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贡献。但是这种政治制度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缺陷，那就是权力多元行使所引起的各权力机关之间的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和政治权力运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贵。这种缺陷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体制下是无法克服的。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权力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行使立法权、监督权、重要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策权，国务院行使的行政权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的司法权都是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它们都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定期向它报告工作并接受它的监督。国家的这种一元化权力结构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它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有利于保证和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权力运行方面，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根本不同，人民代表大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行使权力的，重大问题都是由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避免了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互相牵制、互相扯皮，以及行政权膨胀和议会变成“清谈馆” 之类的弊端，把民主与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把民主和效率成功地统一起来了。

　　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还是多党轮流执政？

　　在资本主义社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各个政党在选举中进行激烈竞争，由取得选举胜利的政党或政党联盟上台执政，而在竞选中遭到失败的政党则成为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制衡和监督，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或多个政党通过竞选轮流上台执政的局面。两党或多党竞争可以对资产阶级政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动力，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然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每个政党所代表的只是某一个或部分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必然首先维护支持他们上台的资本集团的利益，不可能完全公平地对待其他社会力量，而广大劳动人民只不过是他们竞选时利用和拉拢的对象而已。其次，竞争是西方政党关系的本质和主流，这种相互竞争严重影响了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进而影响和削弱了全社会整体力量的凝聚和发挥。再次，制衡和监督本来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衡与监督是建立在政党竞争的基础上，就使这种制衡与监督具有严重的政党偏见，容易失去对事物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往往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你反对的我就赞成”，致使制衡与监督变成了相互间的攻讦与掣肘。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合作共赢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鲜明属性。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对立，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构成了政党合作的坚实基础，使多党合作成为可能。社会主义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具体利益又存在着差别，需要政党来反映这种不同的利益和要求，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又使多党合作成为必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党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对立的或者竞争的关系，而是友好合作的关系，各政党团结合作，群策群力，和谐相处，共同为实现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重视各阶层人民的不同利益和要求，重视各个政党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坚持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与各阶层人民具体利益的统一，使各阶层人民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奋斗中互利共赢，使各党派在多党合作中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其次，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核心内容。多党合作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眼光最远大、胸怀最广阔、政治上最先进的政党，能够团结和带领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共同奋斗，从而保证我国多党合作的正确方向和坚强团结。坚持共产党领导与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我国已经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和谐政党关系格局，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制度模式。再次，民主监督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突出特征。我们的政党监督是相互合作的友好政党间的民主监督，监督的目的不是出于本党的私利，而是为了共同实现好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就使彼此的监督具有真诚的、不带偏见的、积极建设的性质，从而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党为了竞争需要而难以克服的相互拆台、相互攻讦、相互掣肘之类的弊端。

　　五、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还是代议制的选举民主？

　　在民主的实现形式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由选民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再由它们代表选民来行使国家权力。这就使投票选举在代议制民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人把这种民主称为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但代议制的选举民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选民只能通过投票来决定谁代表他们行使国家权力，而不可能自己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实际上就是隔几年参加一次选举投票。各利益集团在竞选中利用金钱操纵选举，进一步放大了代议制选举民主的这种问题和缺陷。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学者针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和问题，提出过多种构建协商民主的设想，试图对西方代议制选举民主进行修补和替代，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西方选举民主的质疑和对协商民主的注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我国的主要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选举民主规则运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领导机构是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投票表决通过的。另外，我国有长期形成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有机结合的。我国的协商民主主要通过两条渠道来进行：一是政党之间的协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经常就国家重大问题直接与参政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协商对话，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协商意见被吸收到执政党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中，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决策和立法的基础。二是政协会议的协商。政协是历史形成的专门进行政治协商的组织，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的代表人士，就国家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这些协商成果作为政协的决议和议案直接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大制定法律和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此外，我国每年一次同时举行的人大会议与政协会议，政协委员就人大讨论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为人大的最后决策提供了直接的参考。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进一步推进了我国两种民主形式的结合，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建立在充分政治协商的基础上，从程序上实现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的成功对接，不但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拓展了民主的社会基础，而且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决策水平，从根本上克服了单纯实行选举民主所难以避免的缺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具有自己的制度优势和鲜明特点。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诞生的时间还比较短，要达到完善和成熟尚需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必须把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统一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总结人民创造的民主建设经验，既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中一切对我们有益和有用的东西，又坚决反对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划清界限，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并在实践中展现其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课题组成员：闫志民　常光民　杨绍华　李传柱　王传志）

doubleu2005

回复 32# 御风行

兄坐哪哪湿，呵呵

御风行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来自热带的太阳鸟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而背后的森林之火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

御风行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pathofwind

真长啊，不看都知道“一家之言！

才刚起步

这还不把人都教傻了吗？，真可怜哪。

如良

回复 26# qw007


    人家刨坑你种树

拾玖號人

我一直很佩服这帮狗日的婊子养的畜生能编几十万字的屁话去验证几句谎言，真她妈无耻至极！最后还得说句：玛勒戈壁的！

qw007

十九 苏联的工业化


20世纪20年代，当布尔什维克带领工人与士兵取得内战胜利时，他们发现自己接收了一个经济状况完全可以说是绝望的国家。正如大萧条所证

实的：富庶的美国，在经济跌落一半的情况下已是摇摇欲坠。而战前人均收入不足美国1/8的俄国，在经历8年战乱后工业产量不足战前的1/10

，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40%。1921年俄国大旱，刚刚结束战乱的国家没有任何救灾储备，高尔基出面，请求敌对世界提供粮食援助，挽救这个“

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和格林卡的国家”，苏维埃(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被迫掏空国库，拿最后的一笔黄金储备购买粮食而不是急需的工业物资

。水兵和工人一向是新政权的最坚定支持者，此刻也开始以暴力表示他们的不满。整个国家已经站到了悬崖边缘——或许已经在往下掉了。布

尔什维克在全世界建设自己承诺的人间天堂以前，必须先解决本国的生存问题。



当时俄国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即在不改变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征集一切剩余资源并以指令进行分配。在时刻需要向关键点集中力量的

战时状态结束后，取消这种制度是很自然的选择。从1922年到列宁逝世后的1926年，苏联实施的是“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由(请不要使用敏感词)

控制银行、外贸、和重工业，其余经济部门自由发展，并乐于与外国资本合作。由于战前的俄国只有1.75%的人口从事工业，这意味着苏联几乎

恢复了旧沙俄的经济政策。唯一的不同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拥有24万忠诚

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已更名为共产党）执政不久，成员大多经过战争考验与筛选，腐败与个人特权尚未蔓延，

因此活力和效率远高于沙俄相当腐化的贵族群体，管理成本却低的多。在新的权力核心管理下，俄国工农业产量于1927年超越了战前最高水平

。



然而，每年40美圆的人均收入和人间天堂的允诺相去甚远。简单的以红色官僚取代贵族的位置也根本不符合共产主义理想。更致命的现实是：

这个国家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但它和沙俄一样，缺乏足够的工业物资来保卫自己。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继承沙俄的政策意味着继续接

受工业化世界的半边缘地位，与发达工业国（尤其是德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不对这个国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等到红色官僚蜕化

成新贵族，等到红军失去锐气，革命和共产主义就将成为南柯一梦，整个国家也可能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找出一条从未

有人走过的路。这条路不光要消灭资本主义，还要让自己迅速富强。



列宁逝于1924年，他没有也不必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他的后继者则无可回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不能帮什么忙。以恩格斯的

《共产主义原理》为例，提出的共产主义道路无非是：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金融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着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

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些方案要么过于迂阔，要么是细枝末节，还有一些已经被苏共所实行，剩下的都是有了足够物质力量以后自然水到渠

成的事情。至于如何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入侵？如何在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建设工业经济？如何把半边缘地区的革命推向世界？如何给正在迅

速膨胀的人口提供吃穿………书上没有讲，也不必讲，因为从马克思到苏联成立，共产主义者一直都在等待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革命。在

一国之内，尤其是在穷国之内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不在考虑之列。但在1926年，这是逼到眼前的现实问题。



书上找不到答案，以往共产主义革命的经验也没什么用处。巴黎公社是一个只存活了几个月的城市政权，领导者甚至不懂得接管银行和组织正

规军的意义。更近一点有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但它的寿命甚至还不如巴黎公社。苏共虽然年轻，却比这两个前驱成熟的多。作为第一个有

机会考虑长期政策的共产主义团体，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历史而不是复制历史。列宁之后的苏共官僚因这个问题而分裂，或者说在在某种程度上

，因权力之争而导致的分裂制造了不同的政见。具体的观点大概有三种：



第一种意见以托洛茨基为代表。托洛茨基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主持了红军的组建和指挥工作，以“红军之父”著称。他也曾加入过孟什

维克，1918年主持新政权外交，几乎葬送了苏维埃的前途。20年代的托洛茨基深受列宁器重，在列宁遗嘱中，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并列。1925年

时，托洛茨基仍执掌红军，并任政治局委员。



托洛茨基认为把党或苏维埃政权变成一个官僚机构是错误的。这既无助于经济发展，也会彻底毁灭革命成果。他从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

出发，认为要依靠“纯粹的”无产阶级民主，把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作为一切的基础，以工人委员会取代庞大的官僚结构。这既是向共产主

义转化的步骤，也被托洛茨基认为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因此他建议要对列宁、斯大林乃至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官僚制度进行革命，即继续革命论

。继续革命论也同样适用于国际问题，共产主义无法在一国内建成，更不可能在一个落后国家建成，苏联这个落后国家的经济问题必须通过把

革命引向全球来解决。总之，托洛茨基对经济问题开出的药方有两个：解散官僚机构和世界革命。



第二种是布哈林的重农主张。布哈林曾任《真理报》主编，在内战初期是一个激进派，坚决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与德国打到底。1925年时

仍主管《真理报》，是政治局委员，后来还一度任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



布哈林认为应该继续发扬俄国的农业优势，给予农民（尤其是富农）优惠政策，鼓励他们种粮食，用剩余粮食去换取工业资源。认为苏联不应

该急于成为一个工业国，更不该为此而迅速改造看起来很繁荣的农村。这一政策事实上是沙俄时期经济政策的改良，或是新经济政策的加强版

。1913年以前，俄罗斯六成的出口是粮食，一成是木材，即便在国内大灾荒时期，(请不要使用敏感词)依然征收大量粮食出口，从而换来了维系政权所需的工

业物资。布哈林和列宁一样，认定红色官员远胜于沙俄贵族集团，因此可以减少这一贸易方式的运行成本，更好的刺激农业、矿业生产，从而

以这些产品的出口来繁荣国家。



第三种就是斯大林的工业建设计划。斯大林是共产党官僚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一个著名神学院的叛逆者。内战期间在多个军政部门担任过负责

职务。1922年斯大林在列宁推荐下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托洛茨基分掌军政。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党政机关的第一人。在20年代

结束以前，斯大林将在党内的所有对手或潜在对手排挤出权力中心，并执掌苏联最高权力直到1953年去世。



斯大林认为苏联除了迅速工业化以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主张集中一切资源发展重工业，迅速提升苏联的工业水平和规模。为了这一目标，短期

内一切工业物资都应用于再投资，因此没有什么工业品可卖到农村或是出口。这意味着必须以行政手段而不是贸易手段征集粮食，用征集的粮

食养活工业化人口，必要时还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物资——而不是最终工业产品。在党和(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内部，必须强化并扩大官僚机构、培养大量技术

官僚以保证工业化的进行。另外，斯大林断定短期内苏联并没有将革命扩展到全世界的能力，所以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国内建设，把世界

革命的理想作为一个长期目标而不是解决眼下危机的手段。至于其他问题和工业化计划本身惹出的问题，斯大林认为等到工业规模和水平达到

一定程度后，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三种意见在苏共内部引起了严重争论，同时也搀杂着列宁去世后的权力之争。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确定某种意见的支持者是真的相信自己的理论

，还是为了和对手表现的不一样而刻意提出反对意见。考虑到主要当事人既是冒死革命数十年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官僚机构残酷内斗的胜利者

，真实的历史应该是两者的混合。但不管怎样，主张加强官僚机构的斯大林显然更了解如何在一个官僚机构内取得权力。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输

掉了争论，还输掉了政治生命，最终托洛茨基被驱逐，然后被暗杀，布哈林被逮捕、枪决。争论的失败者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创立了第四国际

，一个比苏联更长久的少数派共产主义组织。本书后面的部分还将谈到他，但在20年代的苏联，斯大林和他的强制工业化观点是完全的胜利者

。



1927年，即共产主义者夺取俄国政权后的10年。苏共第二代领导人斯大林基本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可以着手实施他的建设政策，其核心就是工

业五年计划。在此之前，苏联已经有一个负责经济计划的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计委）。这个机构曾经对自身的任务下过间接定义：

“………只有市场才能对一切行动的正确性作自动的控制，市场才能作为表示每个部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企业单独活动的自动计数器……

…”。换句话说， 1927年以前的计委不过是个经济的协调与修正部门。在斯大林手里，它变成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指挥者和监督者。只要计委一

声令下，整个国家的物资、人力、资金、贵金属尽归其调遣。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前，计划经济委员会尽可能的搜集了全国的统计资料，如

人口、资源、技术人员、工业基础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计委为重工业、轻工业、军事工业、农业、贸易、金融、教育等所有与经济有关的

部门制定了详细规划。计划的核心部分，即由计委直接给出的文件即有三卷1600页。这1600页的文件为许多重点企业和机构设定了具体任务、

划拨了所需的资金、物资、人力，也规定了使用方式。另外一些篇幅则为次要经济部门（地区）制定了指导性任务，即向这些部门分配总额已

被限定的一批物资、人力，然后在要求它们在本部门（地区）内部自行制定详细的分配、使用方案，以按期达到计委要求的的目标。为了实现

这些目标，整个官僚机构都被改组、扩编，1924年苏联中央(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只有10个直属部，其中6个负责经济工作，到了1936年，18个直属部中有12个负

责经济工作，1947年直属部多达60个，其中50个负责经济工作。这反映了计委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和权力。



物资平衡是计委的目标，但绝不是主要目标，因为物资的调拨和使用都是计委自身制订的，平衡仅仅意味着所有的物资都被分配——这绝不是

什么难事。计委的真正目标在于按党的指示确定经济的目标，然后把除必要民生物资以外的所有资源都用于实现这一目标。对此，日后的苏联

计划经济教科书做了总结：“计划经济的第一条原则是突出重点,第二条是物资平衡，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在20-30年代的苏联，计划经济的

重点就是重工业。70%的工业产品被用于投资。自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到1927年，10年间苏联总共只进行了265亿卢布的投资；而仅在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实际约4年），苏联即进行固定资产投资645亿卢布（二五期间为1334卢布），其中86%被投入与眼下的消费品生产无关的重工业。



一五计划期间，苏联钢铁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得到极大扩充；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从无到有的建立。

1500个大型工厂在没有直接消费需求的情况下拔地而起，并出现了一批世界级工程及企业，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

，第聂伯河水利枢纽等。在1929年-1938年的10年间，苏联的工业产能占世界的比例从5%（英国的一半，法国的3/4） 变为17.6%(英、法、意之

和)，从一个残破的半工业国变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地看着苏联在半代人的时间里脱胎换骨。当然，应该考虑

到同期的资本主义正处于大萧条的的动荡之中，这大大提升了苏联工业的相对地位。但即便看工业生产的绝对增长，20-30年代的苏联经济也的

确在爆炸性发展。同样是在1929-1938年，苏联每年的钢产量由430万吨增加为1830万吨，煤由3550万吨增加为1.6亿吨, 石油由1170万吨增加为

3100多万吨，发电量由50亿度增加为483亿度，机床、拖拉机、汽车等机械产品增产数十倍不等。在一五期间和二五期间，苏联宣称工业增长率

分别为20%和17%！这是一个骇人的速度，意味着工业规模每隔四-五年就会翻一番，此前没有任何大国经历过类似的增长期。因此许多人认为苏

联人在说谎，甚至一些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也认为这些数字在宣传中被夸大，但随后的世界大战用最残酷的考验证实了了这些增长数据。直到解

体，苏联一直保持着它在30年代取得的世界第二大工业经济体的地位。



快速发展的工业不仅使苏联能够制造越来越多的钢铁和电力，社会也在经济发展中现代化。战前俄国的城市化比例为18%，每千人只有0.18个医

生，婴儿死亡率是惊人的26%。到了1940年，虽然中间经历了内战、灾荒和大清洗，这些数据却分别变为33%、0.8、和8.1%。人均预期寿命从20

世纪初的32岁增至1926年的44岁再增加到55岁。教育事业作为工业建设的前提，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工业本身。识字率在12年间从25%猛增至

87%。1913年的俄国，只有6.6%的居民接受过普通教育，20%的适龄儿童能入学，中等技术学校每年只有7400名毕业生，大学在校生合计12万人

。到了1938年，苏联在废除所有神学院、贵族大学的情况下，儿童入学率接近100%，每年有近30万人成为工程师或技术员，大学在校生达55万

。50%的劳动力已经脱离农业生产。30年代的苏联不仅在经济结构上成为工业强国，也使自己的大部分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



必须指出，在工业高速扩张的同时，苏联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同步扩张，因为大部分工业产品被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消费或向农村换取农

产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一直只把30%左右的工业产能用于消费品生产，其余70%用于投资或军备。在1934年以前，甚至军队的需

求也必须为重工业投资让路。很显然，在工业产能每4-5年就翻一番的条件下，10年后的30%产能会显著高于10年前的100%，但将农业国的一半

人口工业化意味着更多的人抛弃了半自然经济，有了更多对工业化消费品的需求，因此消费品供应一直不足。更严重的问题是原来由统治阶层

掌握的粮食剩余如今在革命中和土地一起分给了自耕农。共产党在掌握城市工业的同时也必须负担城市消费，但工业剩余都被用于投资，没有

什么工业品可用于向农民交换粮食。因此斯大林决定以农业现代化为名实施农业集体化。毫无疑问，从长期来看，在可开垦地广阔的苏联实施

集体机械化农业可以有效的提高粮食产量、节约农业劳动力。但在工业资源均被集中用于工业体系内部投资的30年代前期，集体化本身并不带

来效率。在这一阶段，农业集体化的真正作用是将农民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通过高征购、压低收购价等手段，把剩余粮食收缴到苏维埃政权

手中，用来供养工业化人口，甚至出口换取工业物资。这导致了农民的强烈抵制。农民们屠杀自己的牲畜，在集体农庄里消极怠工，勾结基层

干部私藏粮食，甚至直接武力对抗(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结果在(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以前，畜力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在三年内下降了19%。在粮食产量出乎

意料地下降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还是得到了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工业化人口，代价是农民恢复到了1913年以前那种缺乏余粮抗灾的状态。1931

年以前连续的丰年掩盖了这个问题，当气候在1932年变得恶劣时，周期性的灾荒回来了，上百万的农民死去，城市粮食供应也变的紧张。直到

1934年，苏联才停止了全面粮食配给政策。



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遇到了各种阻力，苏联共产党还是坚定地指挥苏联完成了2个五年计划，并在二战前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此时的苏联

已然是一个工业国。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其他工业化居民点，所有的城市都有整洁的街道、干净的自来水、充足的食品供应、以及面向平

民服务的公交与医疗设施。当然城市周围还有繁荣的工业，工业已在总产值中占86%。另外一半农业人口能够得到大量的拖拉机、化肥和电力支

援。到了1937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已加入集体农庄或是国营农场，在大批工业物资的支持下，尽管农民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尽管苏联割让了

大片农业地区，粮食产量还是比战前最好年份高出10%，总产量接近1亿吨。同时苏联还种植了大量经济作物，总产值比战前增加34%。从贸易来

看，40年的苏联还要进口许多高技术产品，如航空汽油、精密轴承，但也只有美、英、德三强才够资格成为苏联寻求大宗技术产品的对象。苏

联已经不再依靠进口设备来建设新工厂，反而能出口相当数量的工业品。在军事上，一直被世界各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敌视、受邻国觊觎的苏联已经拥有世

界上最庞大的装甲兵、空军，伞兵、战略空军等兵种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领先其他大国数年。从个人消费上来看，苏联还处于半工业化社会，但

从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苏联已经接近了发达工业国的人均水平，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则是世界第一。



这一切距离那个相对经济规模不断下降、先后败于日本和德国、每年卫生教育部门合计只有1.5亿卢布经费的旧俄罗斯不过20年，从大规模工业

化算起还不到15年，革命后出生的孩子此时还在读书或是充当实习生。以20世纪以前的历史经验来衡量，苏联的崛起简直是一个奇迹。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有许多条件有利于苏联经济快速增长，自1929年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大萧条，苏联能够以便宜的价格购买设

备和技术。中欧长时期没有强大的军备，使苏联相对能够节约许多军费。苏联1920年的工业生产只有1913年的1/10，恢复性增长的速度一般说

来总是很快。苏联没收了敌国——在20年代初的环境下意味着所有工业国的在俄投资，否认了外债——1913年利息要占沙俄财政的1/7。这都是

经济发展的正面因素。但从另一面看，不利因素也同样多，甚至许多积极因素本身也是两面的。比如说，大萧条固然降低了利用外国技术的成

本，但同时也促使日本德国扩张军备；德国只有10万军队是好事，可苏联的敌人是全世界；苏联和英、法、美的的关系逐步正常化，但代价是

承认沙俄战债以外的大部分外债；没收敌国资产的结果是利用外资的成本增加。至于恢复性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1927年经济超过历史水

平时已经消失。沙俄留下的基础设施有相当部分根本无法利用，以一直依赖进口的锅炉和内燃机为例，1921年时一半以上已经报废。在革命和

内战中，大批出身贵族的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官僚出逃国外。至于那些本来就由外国投资管理的工厂，在革命前是俄国现代工业的主力，工人

政权可以在设备未老化前勉强它们维系运转，但要想发展、升级，革命前实在没有多少遗产可以提供帮助。



在理想和初期的冲劲耗尽以前，苏共的作为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官僚集团。他们在复行沙俄经济制度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还能够把腐败、

特权约束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使自己和旧帝俄的沙皇有明确区别，甚至还能有意识的建立约束自身的制度，如监察委员会。从成绩来看，这个

官僚集团以很低的管理成本把经济水平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之上，同时还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战斗力，足以在不接受工业国物资援助的同时保卫

自己。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历史上类似的新兴官僚集团还有很多，如中国西汉中期后的儒家官僚、唐朝初期以后的庶族官僚、奥斯曼帝国的

奴官近卫军官僚等。这些新兴官僚集团固然强大，也不乏信仰和理想，但肯定没有过在一代人内改造国家、将一个衰败中的帝国提升为世界第

二强国（旧大陆首强）的先例。事实上，苏共作为一个党员数量迅速膨胀，与官僚机构密不可分的党，党员质量下降很快，在30年代也犯了许

多错误。苏共的组织结构甚至马克思的理论本身都不是苏联迅速崛起的直接原因。



苏联崛起的核心在于工业经济的迅速膨胀。有了足够的重工业支持，以步兵骑兵为主的军队可以迅速机械化，消极抵制的农民能生产出远超出

战前最好年份的粮食，落后的轻工业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平民提供足够的民生物资，甚至连不断自我清洗的官僚化共产党也可以因为足够的

重工业物资而越来越稳固。这和本书前面的论证是一致的：“……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

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轻工业和服务业本身不具备扩大负熵来源的能力，只能在

本部门内提高负熵利用效率——这一效率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负熵流规模所严格限定。农业虽然能扩大负熵来源，但要受到耕地供应的限制。

因此从长期来看，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极限。轻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部门利用负熵的效率再低，只要输入的负熵持续增长

，产出的增长率早晚会跟上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这一点本书前面也做了总结： “……重工业部门直接促进了人类采集、利用负熵的能力，同时

能够自发扩张、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作者看来，解释苏联的经济奇迹其实可以归结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苏联重工业为

什么能取得前所未有的长期高速增长？



自从英国爆发工业革命。重工业的增长（当然包括附属而不可缺少的科研、教育机构）就只可能来自重工业自身的扩张。即用既有的机床、原

料（主要是金属）、能源（如煤炭石油）、人力去制造更多的机床、收集更多的能源、开采提炼更多的原料、培养更多的人力。从纯粹的物质

和负熵流向来看，重工业生产的物资要分三部分，一部分被轻工业、农业、建筑业、军事等部门所消耗；一部分用于补充重工业自身的消耗，

其余部分用于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其中用于重工业部门内部投资的部分越大，重工业增长就越快。如果把除自身消耗外的所有或大部分重工

业合理地用于重工业自身投资，那么重工业部门的增长就可以达到或接近既有条件下的极限速度。长期经济增长也就随之接近增长极限。



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这一极限取决于许多方面：比如建筑的建造周期——再多的钢材、水泥也必须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变成生产钢材、水泥的

新厂房；能源的利用效率——开采煤炭本身所耗费的既有煤炭越少，投资的效果就越大；人力的培养周期——用既有的优质人力当老师，把简

单劳动力培养成工程师、技术工人、熟练工的速度越快，工业扩张也就越便利。广义的重工业部门是一个包含加工、开采、教育、科研、管理

等许多方面的综合性体系，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如技术工人的熟练可以弥补机床精度的不足，工程师培养体系的强大可以弥补技术工

人传带制度的不足，煤炭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石油等等，反之亦然。但这种替代性是有限的，而且代价巨大。二战时德国具有过剩的煤

炭资源，因此试图以煤炭液化来代替石油，但油料不足始终是德国国防军的战斗力瓶颈。90年代的朝鲜缺乏频率、电压稳定的电力供应，被迫

以高级技工的经验弥补机床加工精度的缺陷，但设备维护水平还是步步下跌。因此，重工业的发展极限速度取决于各必备部分中发展最弱的环

节。



不过，通过前面对历史的阐述，读者应该能发现：在苏联建立以前，重工业，或者说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极限却不在工业经济之内。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率先与现代工业经济结合的的社会制度是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需要扩张才能生存，而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又必须通过

由购买力形成的利润来实现。前面曾对这一过程做了具体描述：“……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利润并扩张……在这种循环中，重工

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效率……”读者可以自行回顾一下这段描述。在这样的过程中，

重工业的增长受制于两点：购买力的增长，市场需求增量与重工业增长之间的反馈效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市场并没有绝对的饱和，这是本文的一个结论。但世界市场不饱和并不等于整个世界都乐意接纳工业国的商品和

投资，这只是意味着还有许多由本土手工业品占据的市场可以开发。如果现代工业品可以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和那些手工业品进行长期竞争，

那么工业国会得到完全的胜利。但事实上，即便清帝国无法抵抗英帝国的战列舰，中国的平民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鸦片以外的英国货；

虽然布尔游击队和祖鲁兵团最终败给了英国，但南非还是争得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甚至连海地这样的黑人奴隶聚集地都敢于利用大国矛盾挑

战法国正规军。廉价的工业品必须克服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壁垒才可能获得利润，只是与后来正面对抗其他工业国相比，资本家和农

业世界的残余力量作战才显得轻松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每一次大幅扩张都伴随着战争或是阴谋。资本家必须先联合起来打开市场，然后才可以把资本投入正常的经济投资，违

反这个投资顺序会导致严重的损失乃至破产。因此大部分投资被用于轻工业的改造，以使自己的产品尽量符合各农业国的消费风格；或是以税

收、战争公债等方式集中到(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然后用于战争、政治等方面。以1840年为例，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英国有独一无二的现代工业，双方实际经

济规模大致相当。但英国国内税率约为16%，另有占经济总量8%的战争公债，两者相加足有24%，明显压倒了实际税率约5%的远东农业帝国。大

量投资被类似鸦片战争的市场开拓计划所消耗，自然减少了工业自身的投资。当然，部分军事订货可以越过轻工业的层次直接刺激重工业，但

半工业化的军队并没有20世纪军队那么大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军事需求本身也非常不稳定，难以支持重工业快速发展。等到19世纪末期军队（

尤其是海军）完全工业化，开拓市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营者甚至会把工商业企业当作封建地产来经营，赚得的利润用

于奢侈消费而不是再投资。在一个工业经济的扩张依赖于资本主义扩张的阶段，市场空间限制了工业增长速度。



第二个问题是重工业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在工业化前期，除了少数物资如煤炭、染料外，大部分重工业物资都必须通过轻工业、农业、服务

业才能转化为一般消费品。与轻工业需要在市场开拓的刺激下被动发展相类似，重工业的扩张与提升基本依赖于轻工业和农业的需求。在工业

企业尚未庞大到融合上下游产业成为托拉斯、康采恩之前，各个独立企业很难产生对重工业投资的主动意愿。即便有重工业投资，大部分也着

重于重工业的扩张而不是升级。许多重工业部门的控制者尚未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提供更新、更好的重工业物资来提升轻工业品的质量、降低

轻工业品的价格，从而主动地扩张市场。这种因为自由资本主义而生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垄断化，垄断企业国家化逐步减轻。



另外，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相对农业时代的农业与和手工业，重工业和被重工业改造过的其他产业部门的三个显著特征改变了经济发展

的外部条件”。这三个显著特征分别是：整体化、中间产品标准化、关键技术的出现。其中“整体化”和“中间产品标准化”两个特征决定了

重工业投资不可能象轻工业、农业投资那样迅速产生回报。因为轻工业和农业在单独一个企业、一个农场的规模下即可运行，与其他企业竞争

。而重工业必须成体系运行才有意义。这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既制约了既有工业国的资本家向重工业（包括科研）投资，也压制了后发国家

的重工业发展。从19世纪的趋势看。在已经成为工业国的国家里，垄断化和国家干预会带来长期的重工业高速增长。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

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做这一趋势的延续。



在这两个条件限制下，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从来没达到或接近过自然条件、技术发展速度所决定的重工

业部门发展速度理论上限，即便是增长最快的日本、美国也不例外。其中市场空间的绝对限制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从消费品利润到重工业增长

的反馈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弱点。资本主义世界的投资比例远低于后来的苏联，而投资的大多数则给了直接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这倒不是

因为资本主义更关注眼下的民生，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基本都要在资本主义以外消费，而本国消费的大头又被资产阶级自身占有，还有

许多剩余物资消耗于军事和政治斗争，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本国消费总额并无必然联系。这种工业增长方式足以压倒官僚或贵族的稳定地产收益

，但显然不是大工业经济增长的唯一选择。



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这两个问题相对应，苏联制度的真正长处在于两点：不需要外部市场和国家管制，即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苏联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国家，尽管掌权的官僚未必都有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肯定不会为多出来的消费品发愁。在一个实施公有制的国家

，公民拥有的是整个国家，不象一般的选举制国家那样只拥有(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财产，因此所有经济部门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公民消费（包括军事开支这种

公共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因此，哪怕重工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扩张再快，苏联人也不会因为购买力不足而担心。对于剩余产品

，即便是战时共产主义式的配给制，也肯定要比倒进大海更有效率，何况苏联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工资-市场体制。基于这个根本性差别，与总

是存在过剩商品和买方市场的资本主义相比，苏联一直是“短缺经济”。苏联计委可以放下购买力问题，从资源、人力、物力等纯粹的工程角

度去规划经济增长。



完全的公有制迫使苏联官僚从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具体负责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地区的官僚并没有管理所属物资、人力的全权，

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管理的资源完成上级指令，没有多少独立决策的选择。即便从纯粹的自利角度去考虑，他也应该通过完成任务、

获得提升来扩大权力，而不是尽量增殖自己控制的资源。到了中央计委这一级，他们关心的是整体的经济指标，而不是具体某个部门的现金流

。他们不需要等长期经济指标变化后再追加配套生产能力。因为经济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指令。



计划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突出重工业，但在实际操作上，苏联没有不重视重工业的选择。从1920年到1940年不过20年，作为一个曾被全世界围

攻的政权。在战后的最初20年把军事工业的前提——重工业提到第一位毫不奇怪。何况3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英、德、日三大工业国

都是苏联潜在的敌人。日苏还屡屡在远东大打出手。在这样一个重工业薄弱、边境漫长、强敌环伺的国家实施计划经济，突出重工业是很自然

的选择。


就这样，一个不需要担心购买力、国家全盘考虑所有产业，且有意识地提高重工业地位的大国在地球上出现了。以21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个国

家非常粗糙，极端缺乏合格的技术官僚，经常因为官僚内部争斗而作出可笑的决策，在军备上投入了过量（以二战前的标准而言）的资源。但

在自由资本主义尚未过气、其他国家忙于用销毁产品的方式解决萧条的20世纪前期。这样一个错误百出的国家规避了最荒谬的错误——只在能

获得以通货结算的利润时，才进行投资。结果，苏联计委在搜集一切剩余资源的同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考虑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极限，

让工程师、农艺师来决定经济发展，而不是把规划交给市场。再加上革命带来的理想主义和苏联丰富的资源，苏联重工业能够以它本应有的速

度扩张，然后逐渐拉动其他经济部门赶上它的发展速度，这就是苏联崛起的关键。苏联的相对高速增长不是因为苏联出现了什么奇迹，而是其

他资本主义国家被自身的体制所限制，无法在二战前的和平时期使经发展济达到“正常”速度。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荒谬性。



苏联的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在二战后的前20年保持了这种势头。其他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者纷纷效仿这种体制。因此计划经济和重工

业优先政策被当成了共产主义者乃至泛左翼的标签，甚至许多人把它们当成了共产主义本身。但在1930年前后看这个世界，应该注意到侧重重

工业的计划经济不是苏联的首创，它们本身只是共产主义者的工具而不是目标。考虑到随后几十年整个世界苏式计划经济的历史，作者甚至怀

疑苏联党政官僚（包括斯大林本人）是否清晰地意识到了重工业的特殊经济地位，是否有意识地把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定为扩大负熵流、提高

负熵流的利用效率。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固然强调第一部类（即广义的重工业）的生产要优先增长第二部类（农业、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但并

没有定性地给出期间的关系，而且反复强调各部门的平衡重于突出重点。从斯大林1946年，即实施计划经济20年之后的讲话来看：“……轻工

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

，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 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

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过活。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

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 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

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 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

工业化……”在苏联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原因中，危急的军事形势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不论原因是什么，1927年以后苏联的经济政策确实迅速提高了流入苏联经济体系的负熵流，和苏联工业利用负熵流的效率。这一过程损耗巨大

，但从上面的分析看，它所损耗的财富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根本就不会被创造出来。因此，付出巨大代价的苏联在短时间内使自己成为无

人能侮的工业强国，也使染上30年代苏联色彩的共产主义制度迅速向全世界扩散。这给大萧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巨大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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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大萧条



欧洲的骚动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只要无产阶级得不到工作和安全感，革命的威胁就会一直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的联手镇压可以保证一时的稳定，但不能保证永远的安宁。因此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一面在废墟中奋力谋生，一面期待着欧洲革命的迅速爆发能

给俄国革命政权带来安全。但是，就象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超级经济危机摧毁了足够数量的生产力与商品，从而为

经济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带来了空间。



1923年，大战已经结束5年，但英国和法国的工业产值分别只有1913年的79%和88%；德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工业产值统计口径不一，但无论如

何不会超过战前的六成；俄国与部分东欧国家的工业生产已经因为战乱而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即便生产能力未曾受到战争直接打击的美、

日两国生产能力有了飞速增长，至多也只能勉强补偿西欧的产能衰退。不过，由于中产阶级在20年代初控制住了局势，这种经济衰退没有摧垮

欧洲资本主义，反而使生产过剩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缓和。另外，在大战期间，由于发达国家将工业产能用于战争，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落后地区

得以在没有成熟工业经济竞争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工业。连本来已相对过剩的农产品和简单劳务在战时特殊条件下也为第三世界赚到了不少硬

通货，这都是战后资本主义强国的的利润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第一次世界性的总体战争。各工业国为了取得胜利，大大增加了对科学技术的投入。自20世纪初期以

来，新技术的欧洲民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特权阶层相对不足的奢侈消费以及好奇心来支撑（如汽车、运动型飞机、豪华邮轮），平民的大宗

消费更需要的是既有工业技术的推广。等到战前的军备竞赛开始，新技术部门忽然有了军方这个胃口无限的大卖主。许多进展缓慢的技术研究

因此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许多从未有过的工业部门在军用需求刺激下得到了迅速成长，比如电力、内燃机、航空等门类。以航空工业为例

，1903年人类才第一次实现飞行，1913年世界上只有1000架简陋的飞机，而到了1919年，各交战国累计制造飞机已达18万架。等到战争和经济

危机结束，这些新型的机械和先进技术使得民用行业的设备与生产方式一下子显得大为过时，因此各国工业、交通业企业在经济复苏后都迅速

更新设备，战争以超出市场规律的方式为世界经济强行提供了更新设备的需求。这次设备更新规模虽然远不如二战后的类似浪潮，但也需要大

量的固定资本投资。相当一部分投资最终体现为工人的工资和农民出卖农产品的收益，因此也反过来提供了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并刺激下一轮

投资。在这些投资再次以利润方式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之前，这样的循环会持续许多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因此而正常运转数年，达到超出

战前水平的高度。



欧洲工业产能衰退、第三世界积攒了一定的通货、设备更新提供了需求、革命，在这几个条件综合作用之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暂时摆脱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梦魇，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大战的主要战胜国法国在20年代中前期相对得意。由于扩张了领土、获得了资源和赔款、巩固了殖民地，曾遭受巨大战争破坏的法国在1924年

达到了1913年的工业产能，是欧洲主要参战国中最快恢复到战前水平的国家。在随后5年里，法国保持5%以上的工业增长率，本土工业人口第一

次超过了农业人口。即便法国资本集团在大战和革命中损失了巨额海外投资，但经过数年的高增长后，在残破的欧洲大陆背景中，法国似乎是

唯一的大陆强权。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战败的德国资本集团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战略性目标，削弱了欧洲其他所有工业资本集团的发展潜力。只

是由于割地、赔款、和战败对经济和社会的直接冲击，德国的恢复要稍微慢一些。到了20年代初，安定下来的德国缺少的只是一笔流动性资金

。不论当时的法国资本集团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法国苦苦逼债，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占领鲁尔区的行为确实在短期内阻止了德国获得复

兴资本。德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在暂时无力对抗法国占领与高额赔款的情况下，对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采取了放纵态度，任凭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64贬为

1：4,200,000,000,000，坐视汉堡工人建立苏维埃、希特勒领导纳粹党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这样既规避了一部分以马克结算的赔款

，又可以夸大法国的欧陆霸权以及中欧动荡对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威胁。



结果，英美被法国人的霸权幻影和德国经济崩溃的可能后果所刺激，决定与德国联手抵制法国：一方面法国空耗占领费，却无法驱使消极抵抗

的德国人开采资源；另一方面，英国、美国抛售法郎和法国证券使法郎被动贬值1/4。最终，法国屈服于英美联盟。听任德国复兴，同时接受英

美对法国边界承担的安全保障。这导致了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和后继的1929年杨格计划。这两个计划减少了德国的赔款总额，限制了每年的赔

款总量，还以美国过剩的现金为德国提供了急需的贷款。自1924年到1929年，德国共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但得到贷款（主要是美圆）250亿

金马克，德国以允许美国经济渗透的代价获得了急需的流动资金，经济开始复苏。在1927年德国工业达到了战前水平，1929年已经达到1913年

工业实力的117%，是1923年经济谷底时工业产值的2倍，同期法国的1.5倍。德国经济再次压倒了法国、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贸易

强国，但经济严重依赖于英、美资金，同时在军事上继续保持低调。欧洲大陆出现了令英、美两个海洋强国满意的均衡。特别要指出的是，未

曾在大战中受损的德国重工业与新技术部门增长极快，1923～1928年，硬煤产量增长1.6倍，生铁产量增长了1.7倍,钢产量增长1.6倍，发电能

力和汽车产量增长约6倍，铝产量扩大了31倍。惊人的增长表明世界大战并没有伤到德国的根本。


英国之所以对法国的欧陆霸权忧心忡忡，是因为在20年代法国貌似高速复兴的同时，英国并没有走出大战的阴影。英国是战前的全球霸主，广

阔的独占殖民地、资源、战略要地是世界列强而不仅仅是德国觊觎的对象。大战虽胜，但英国受到严重削弱，被迫与前盟友如美国、日本等新

兴强国分享世界市场和海权。在“门户开放”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新贸易规则下，英国工业水平、尤其是新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不足的弱点暴露

无遗，极端依赖外贸的英国连恢复性增长都异常艰难。1925年的英国工业产值才达到战前水平的86%。另外，由于数百年未曾经历过社会革命，

英国资本-军事集团的等级制度非常僵化。即便在世界大战导致大批上层社会精英死伤的情况下，依然不愿意开放社会等级，改革“精英”与平

民分离的教育制度。这导致了英国统治阶层的能力和意志明显下降。在各国中产阶级崛起的大背景下，英国的基层文官、殖民地官员、商业经

理和贵族军官不再是令其他国家衷心敬畏的一个群体。这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的远虑甚至胜于眼下经济停滞的近忧。



这种局面是1870年以来英国长期衰落在短时期内的集中体现。英国早在19世纪就失去了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地位，1910年前后又被德国超过。真

正支撑其霸权的是广阔的殖民地、占世界全部跨国投资43%的海外产业、以及世界贸易-金融网络以伦敦为中心的运行惯性。20世纪英国资本集

团的霸权基础是祖先的遗产而不是自身的工业实力。一旦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迫使各国消耗掉财富存量以求生存，半个世纪的工业相对衰

落就会在短期内表现出来，衰落是一个自然而言的结果。即便世界大战晚几年爆发，甚至以另外的形势爆发，英国的衰落也是是注定的事情。



世界大战提供了市场空间。因此未全力参战的新兴工业国在20年代继续保持高增长。意大利和日本在20年代各自将工业实提升了一倍，只是基

数实在太小，到1929年，日、意两国的工业实力大概都只有世界总量的3%左右，不足法国的一半，英国或德国的1/3。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

主要工业经济增长发生在美国。



世界大战为美国工业提供了市场，同时直接打击了欧洲资本集团的工业，消耗了它们的积蓄。1913－1920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跃升了四分之一

，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日本意大利在内）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世界大战也打破了国际经济的运行惯性，让美国获得了与其经济实力更相称的

政治、金融、贸易地位。比如美国已经能够公然提出“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对英国海权及贸易霸权提出质疑并加以实施。这使得20年代的

美国获得了比大战前更有利的发展条件。虽然平民的购买力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的扩张，但在国际市场和投资需求支撑下，工业以6%以上的速

度稳定增长了10年，汽车、石油、电力等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更是让德国的复兴相形失色。1919年美国生产了150万辆汽车，1929年猛增到将近

540万辆，一个零头就接近英、法、德产量之和（51万辆）。同期美国汽油产量从8600万桶增至4.4亿桶，约为15年后德国最高消费量的5倍有余

(德国计入合成燃料)。在世界大战带来的震荡中，美国自1865年内战结束以来积蓄的实力展露无遗。



必须指出，虽然20年代是一个恢复与增长的“繁荣年代”，但对于欧洲老资格工业国来说，这个“繁荣年代”远不能和1913年以前或是1950年

—1972年相比。1929年的世界工业产值只是1922年的153%，这其中还要包括战乱地区的恢复性增长，以及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多半的美、日、苏

等新兴工业国的高速增长，而且增长的质量远不能与战后相提并论。在1924年（道威斯计划、英国工党执政）——1929年（大萧条）之间这个

“真正的繁荣年代”，英国和德国的实际失业率从来没有低于10%——这个数据放在大战以前意味着经济危机，但此刻值得除法国以外的其他主

要欧洲国家一致羡慕。在北欧、东欧等地，我们甚至可以说繁荣从未回来过，动辄20%的失业率使大部分工业人口始终生活在冻饿的恐惧之中。

在日本、意大利两国，虽然工业规模迅速扩大，但本国的农业人口依然占多数，对外又缺乏有价值的殖民地可供倾销。因此在工业经济不断扩

张的同时，工人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甚至因为美国的竞争和国际市场的波动，工人的实际物质生活水平呈大幅下降趋势（同时工业人口上升

），这与英国一个世纪以前工业化初期的情况非常相似，工业经济的利益只属于少数人。只是在此前的世界大战、革命风潮以及此后的大萧条

反衬之下，这段短暂的平静时期才显的令人向往。



通观2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能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或改善平民生活水平的经济体只有美国。这倒并不是因为美国有什么独特的社会福利

政策，事实上，由于经济现状和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国际竞争能力一枝独秀，在整个20年代，主张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与东部大财团利

益结合相对更紧密的共和党连续执政。税收，尤其是所得税一减再减，高度累退的消费税等间接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大资产阶级春

风得意。到1929年，美国国家财富的3／5由2％的人所拥有；3.6万个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总和，等于1100万个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总和。美国平民

所得到的利益增量，终究是工业经济收益的一小部分。美国平民之所以能够分享到工业增长带来的利益，既因为美国增长率的绝对值高、投资

旺盛；也因为美国此时不仅是第一工业强国，在贸易体系中也已经攀上了世界顶峰，不需要象日本、意大利那样出口低级产品（如生丝）来换

取机床、重武器等工业物资，反而能够大量出口并进行海外投资。1929年大萧条前夕，美国的工业产能接近世界工业产值的50%，远远超过了

1870年正在鼎盛时期的英国（32%）；美国的黄金储备则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之和；在英国一向占优势的国际贸易方面，美国也以14％的比

例压倒了英国（13.2%），成为空前的世界强国。



每当一个社会结构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总会有人站出来宣扬“历史的终结”。认为人类幸运地进入了永久的黄金时代。这一次也不例外。尽

管美国以外的世界处于动荡之中，但当柯立芝在1925年就任美国总统时，依然洋洋自得地说：“美国人民已经终于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

福境界”。1928年，他又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自美国建国以来，历届国会审度国势，莫有本届所见之兴旺繁荣……我国企业所造财富之盛，

我国经济所储实力之雄，不但我国之民均享其利，域外世人也同受其惠。但现今日生存之必要条件，已由生活所需，进入美衣美食豪奢之境地

。生产不断扩大，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我国今日之成就，实足快慰。我国未来之前途，实很乐观”。



从前面几章的论证中，作者可以知道，资本主义，至少是自由资本主义永远需要外部市场的支撑。除非资本主义对自身实施脱胎换骨的改革，

否则仅靠“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肯定是无法保证繁荣的持久。至于“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早在1914年世界市场就已经饱

和过一次。虽然世界大战制造了一定的新需求，德、奥、俄、土四大帝国的崩溃也让出了一定的扩张空间，但除了战争以外，资本主义尚没有

学会用其他方式制造新购买力。因此过多的工业财富迟早还会引起下一次危机甚至战争。“二十年休战”的诅咒在20年代看似危言耸听，但在

能站在事外观察的后人看来，却是无可回避的命运。



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大战中赚得了一些利润，但很快就被复兴的工业国盘剥一空。以中国为例，1914年以前中国沿海城市一直大量进口西方面粉

消费，1915年大战一起就转为出口，直至1921年，出口量均稳定于200万袋以上，荣（毅仁）氏家族即借此契机起家。到了1922年，欧洲战火熄

灭、革命被镇压，面粉贸易额当年急转为入超1100万两（约合500万袋），1923年入超增至2000多万两，到20年代中期，中国机制面粉市场再次

被进口货及外资企业占据。同期，以张謇的大生纱厂为代表的民族资本纺织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萎缩的的过程。到了20年代中后

期，在世界大战和欧洲革命风潮中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民族工商业再次沦为外国附庸，拉丁美洲已经基本被工业国垄断企业所控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可以

被大资本集团随意废立。这除了欧州列强复兴的原因外，日本、美国等新兴强国的经济扩张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新的市场空间被瓜分完毕，资

本主义世界就无可阻挡的向另一个1914年走去。



最致命的问题还是出在发达国家内部。在20年代初的美、法、德、日、意等工业国或准工业国，农村人口依然能占到50%左右的比例。而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后的科技进步大大提高了内燃机和电力机械的效率，在美国，农业机械化比例从1920年的23%增加到1930年的56%，被机械所替代的

农业劳动力因此被迫转入城市寻求工作。在新增简单劳动力竞争下，尽管经济不断增长，工人工资却始终停滞，1929年工人平均周工资反比

1921年低了1.27美圆(当然，和日本、意大利一样，能从工业经济取得工资收入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平民的人均货币收入依然在上升)。按美国

总人口平均计算，美国人的可自由支配年收入在20年代从635美元增至693美元，提高约9％，但占总人口1％的上层人口的平均可自由支配的年

收入，却从7492美元增至13114美元，提高约75％。很显然，富人不会因为发了财就吃掉10倍的食物，一般百姓才会因为工资增加而让全家人吃

的更饱，或是把食谱中的面包换成肉、蛋、奶、蔬菜。城市平民的工资停滞限制了农产品的需求。1919年时农场主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6

％，而在1929年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8.8％。结果是农民和工人都无法为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增量，大批的剩余产品转入投资

。以20年代美国经济的平均值计算，机器、卡车等生产资料的产量年增长率为6.4％，而消费品产量的年增长率为2.8%，相差2.3倍。投资短期

内是剩余产品的出路，长期来看却制造了更多的剩余产品。



在投资以外，美国的过剩产品还需要国际市场。除了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美国的倾销对象，欧洲本土也因为重建或本国企业无力竞争而购买了大

量商品。从1921年到1929年，美国对外商品输出从39.7亿美元增加到51.6亿美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有81％由美国制造。大批商

品流入欧洲，利润流回美国。由于美国国土广阔，需要进口的资源不多，欧洲国家只有靠黄金储备和美国的贷款、投资来保持收支平衡。同时

，在美国国内，急于卖出积压商品的制造商发明了分期付款的促销方式，允许消费者用未来的收入购买大件商品。在这个年代，欧洲的(请不要使用敏感词)、

企业家和还是美国的普通消费者一样，都把偿还欠款的希望寄托于未来收入的稳定和增长。一旦经济增长稍不如意，这些现金已被盘剥一空的

组织或个人就会彻底丧失支付能力，同时拉上投资者或制造商一齐破产。他们是经济繁荣与危机的放大器。



另一个更有效的放大器是美国的证券市场。富人们占有了财富增量的绝大多数，那些远远超出他们奢侈消费能力的财富被投入证券市场以博取

更多的利益。20年代初，美国各种证券平均每年成交3亿股，1929年即达到11亿股。从1921年到1929年，美国股票市值每年增加1/3强！道琼斯

指数在8年内从75点增至363点！美国无线电公司在没有任何分红的情况下，股票价格在一年内涨了三倍！这不仅远远超出了消费品的增长，也

完全脱离了工业产能的增长。惊人的经济泡沫在代表繁荣的同时也蕴涵了巨大的危机。到了20年代末，科技进步引发的设备更新基本结束，大

战中损失的基础设施也补充完毕。工业经济的过剩问题开始显现。1929年6月，美国工业经济的开工率降至到80%，市面上还有60亿美圆的分期

付款未曾支付，那些外汇紧张的国家也逐渐开始拖欠美圆债务。与此同时，股票市场却继续疯涨不止，通用电气、美国钢铁等生产资料企业的

股票市值在3个月内就增长了50%以上，支撑股价的资金有相当数量直接来自贷款………此时的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和1914年的欧洲政局一样

，处于极端的不稳定状态。



关于大萧条的直接诱因，有人说是28年的木材价格下跌引发了最初的恶性跌价循环，有人说是加拿大谷物大丰收彻底打跨了农民的购买力，还

有人归罪于英格兰银行调高利率或是美国银行未结成大集团。不过作者并不想弄清楚这个细节，列举这些说法只是想说明：如果大萧条是场火

灾的话，那个已经堆满了汽油桶的世界上早晚会有人乱丢烟蒂。在一个工业品只有通过出卖才能变成社会财富的世界上，既然购买力永远追不

上生产力的扩张，由投资者的乐观预期而产生的利润本来就是空中楼阁。一旦普遍的乐观气氛被任何偶然事件打断，事情就无法挽回。到了

1929年，连工业国中受创最重的英国工业经济都达到了战前水平，下一次经济危机指日可待。



1929年，美国这个经济中心的股票市场先是在9月份从高涨转为震荡，10月19日开始下跌，然后在24日全线崩溃。当天光是知名的金融富翁就有

11人自杀。10月28日市值一天跌去12%，此前的五天美国股票市值合计损失22%，到了11月份，股票市值不足最高点的一半。300多亿美圆，能买

下全世界黄金储备4次、供全体美国人按平均生活水平吃用两年半、或是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全部军费有余的帐面财富在一个月内灰飞烟灭

。次年4月份，股票市场曾有短暂反弹，但紧接着又是六次暴跌。股票指数最终从386点跌至41点，除少数实业股外，大部分股票已形同废纸。

股票市场的低落沉重打击了社会购买力，商品积压急剧上升，已买到商品的消费者无力继续付款，这使无数工商业企业以及农场主陷入缺乏现

金的困境。但投资者要么破产，要么失去了投资信心，拒绝再向这些显然没有可预见利润的企业或农场投入现金。结果就是企业大批破产，把

老板、经理和工人的购买力一齐消灭，使危机更进一步。美国经济就如此简单而可怕的循环中崩溃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正式开幕。



从1929年5月到1932年7月，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5.6%，绝对规模仅与1905年相当，人口却多了50%（1900年美国人口8000万左右，1929年1.2

亿），实际经济水平退至19世纪。生产资料部门的损失还要高于平均率，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机床制造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煤炭

业的开工率分别只有：13%、15%、5%和60%。20世纪以来新建的现代工业几乎消失。失业人口达到1400万~1700万，占劳动人口的1/4~1/3。能保

住工作的人在无数失业者的竞争之下，也只能勉强维系温饱。另外，还有数百万人因回到农村谋生而未被计入失业人口，但他们的日子也同样

不好过。在一个农场必须靠工业物资来维系运转的年代，没有市场的农场主买不起汽油、种子、农业机械，雇不起汽车运走产品。农民如果此

前已经还清贷款，取得了足够的个人土地，尚有做个自耕农的退路，否则立刻就要被银行赶出自己的农场，成为流浪汉。密西西比州1/4的农场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强制拍卖。当然，在一个产品价格尚不能抵消运价的年代，很少有人会购买农场或破产企业，因此在股灾中幸免的银行免

不了被坏帐所拖垮。1932年，全国1.8万多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的存款，惊恐的挤兑人群使银行的破产变的更加

迅速。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时，美国已没有一家银行正常营业，甚至总统本人都很难在华盛顿兑现支票。在没有外敌入侵

的情况下，世界上最繁荣的工业化社会走到了解体边缘。



1929年早已是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人的购买力收缩不仅会让本国工厂倒闭，也会让欧洲的商品滞销。缺乏现金的美国投资者不仅会坐视本国亏

损企业倒闭，还会从欧洲抽回资金自保。更不用说许多欧洲人本来就是美国股市的直接受害者。美国的危机因此迅速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也就是苏联国界以外的整个地球。



德国20年代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美国资金和市场。随着美国金融机构迅速回收贷款，德国经济最先跟随美国倒下。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

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和美国一样，德国重工业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

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

，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1932年有超过600万工人失业，失业率高达43.8%，加上半失业者22.6%，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

总数的三分之二！



英国在整个20年代一直都没有摆脱世界大战的阴影，直到1929年才勉强赶上战前水平。这些工业产能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旧殖民帝国提供市场

，因此工业经济在大萧条中“仅仅”跌落了24%。失业人数为300万。即便如此，英国的国际收支还是在1931年第一次出现1.1亿英镑的赤字。（

已经计入海外投资收入3亿英镑，实际逆差4.1亿英镑）这个本土缺乏资源的岛国资本集团受到了破产的威胁。为保证英国能够熬过大萧条，英

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在1931年9月放弃延续了110年的金本位，实施英镑贬值。



法国获得了相当数量德国赔款，战后的恢复与发展对美国资本依赖较少，也没有在德国大量投资。因此没有象英、德那样立刻被金融风暴吹到

经济崩溃。但在世界市场整体萎缩的大环境下，法国也仅仅多撑了1年。1930年秋，法国工业经济也出现连锁性下跌，金融界随之破产，2年内

工业经济缩减了36%，倒退20年有余。只是由于小农经济尚未完全解体，以百万计算的城市人口可以回到农村靠自然经济勉强过活，所以法国城

市里“只”有85万全失业工人。小麦价格在危机期间下跌50%以上，农民们能勉强吃饱，但除了吃饱以外换不到什么工业品。由于基础工业竞争

力差，法国在整个30年代都没有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其他工业国在32年后都多少有一定的复苏，法国则一蹶不振，整个30年代工业水平都在

1913年水平附近打转。大萧条以前，其工业产值占全球比例一度曾提高到8%，经济危机一起即回落1913年前后的不足5%。在恶劣的竞争条件下

，法国在一战中的实际损失终于走上前台。



日本、意大利作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后发工业国。市场极端依赖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因此在29年大萧条中也受到严重冲击。从1929年到

1932年，工业均平均下跌1/3强，与世界工业生产的平均损失相当。两国也各产生了数百万失业工人。这两个国家既缺乏市场也缺乏资源，更没

有足够的积蓄可以缓解危机，因此最先被逼到了要用武力扩张来保证本国工业资本集团生存的地步。两次大战之间的休战期最先被这两个国家

打破。



大萧条也同样没有放过第三世界。此时的第三世界经济已经被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分成三部分。残余的自然经济、市场化的农业、依附于工业国

经济的商业与低级工业。自然经济部分受到地理和战乱的保护，虽然不断缩减却依然存在；市场化的农业在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工业化农

场的廉价商品粮竞争下，主要种植那些劳动力密集型、暂不能利用工业物资提高效率的经济作物，如咖啡、茶叶、黄麻、橡胶等；依附于工业

国的工商业主要以进出口转运、轻工业品生产为主。这三个部分中，自然经济部分在危机中是被侵略的对象，中国东北于1931年沦为日本独占

的殖民地，成了转嫁危机的牺牲品；英国在印度实行食盐专营，迫使一向驯服的国大党授权甘地领导独立运动。后两个部分则在经济上受到沉

重打击。如拉丁美洲出口缩减一半，失业工人达600万，引发了1930年巴西革命；中国逆差大幅上升，1932年达到8.6亿元，为近代历史之冠，

农民大批破产，半数农户负债，工农红军在农村得到了迅速扩张，连续粉碎围剿。为了缓解危机，各国资本也不断的在第三世界扩大投资，划

分明确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阵营就在这种扩张中逐步形成。不过总的来说，工业国以外地区的平民受大萧条的影响远没有工业国那

样深刻。



工业产能的扩张反而给人类带来了一个衰败的世界。在危机最严重的1932年，全世界的工业生产量不足1929年的2/3，三年间全人类的财富生产

能力损失了36%，平均每年1/9！国际贸易则缩减到1929年的37%。不算那些返回农村谋生的工人，全世界共有3500万或更多的全失业人口。这是

蒙古征服、黑死病、17世纪小冰期也从未达到的经济破坏力。当然，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化节奏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在20世纪的两次

世界大战也只是分别在四五年时间内使经济规模比战前高峰缩减了1/10和1/5。大萧条未发一枪一弹，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相对损失已超过两次世

界大战之和。按损失的财富比例计算，即便不考虑1932年以后经济的长期停滞，1929年大萧条也是一万年以来最严重的单次经济灾难。在接下

来的30年代里，只有那些实施或准备实施军事扩张的国家才可能摆脱经济危机，保证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他工业国始终徘徊在危机的边缘

。



此外，必须指出两个事实：1在大萧条爆发前夜，苏联已占有世界工业产值的5%，并在整个三十年代里把这个比例提高到接近20%。2大萧条打击

的是整个工业中最活跃，最现代化的部分。在现代工业全面停产的同时，许多人口被迫放弃现代工商农业，向自己的祖先学习，以自然经济来

谋生。如果把这两个因素纳入考虑，大萧条在资本主义世界造成的恐怖远不是一句“经济跌落1/3”所能描述的。对于和作者一样生活于资本主

义繁荣年代的读者，只有接近当时平民生活的细节，才能够真正体会大萧条的可怕与荒谬。



20年代的大多数美国人已经习惯于工业化社会。工人和职员已经习惯于每月获得稳定的薪水，然后去市场购买一切生活用品。除此之外，他无

法想象靠什么来保证一家温饱。农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环境下，也失去了维系自然经济的能力。除了单纯种田以外，大部分农民不做任何事情

。他需要用农产品换来的现金购买衣服、家具，支付税款、孩子的学费、还贷款，还要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农机、油料……….最重要的，

他还得靠商业网络卖出自己的产品。由于分工的彻底化，离开商业网络的农民或牧民甚至无法让家人吃到种类合适的食物。在工商业崩溃的情

况下，美国平民发现自己丧失了谋生的能力。威廉•曼彻斯特曾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对这一阶段的平民生活做了生动描绘。



“…………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拚命找工作。那时连在纽约百贷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

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瞧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百万人只因象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

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万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革，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

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

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亿5千万元………美国人口进入一个逆

增长时期，结婚率和生育率（生育率从20年代末的20‰降低到16.6‰）都十分低…………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

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自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可以御寒；如果料到

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

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烂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

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

。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九百英里，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三百人，有五千人来应征。华盛顿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

，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

曰“撵房客”…………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二十九人饿死，另有一百一十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

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平均每天有七百个无票乘车的人

经过堪萨斯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告说，在十二个月里，管车人就从货车上赶出了六十八万三千名这样的人。火车开了，还呆在车厢下面是

危险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会．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米切尔曾到会作证，他说他在本子上记下有三十八万七千三百

一十三名失业的人无票乘车，其中三百二十五名因失手伤亡。……(流浪女子) 为了活命，她们只能向同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场交易通常代

价只有一角钱，为了这一角钱，她们不但有怀孕的危险——九个月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医生——而且最后还可能染上性病。……虽然纽约本市

已经有100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7000“鞋童”的

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

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

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农民们，不管

他的土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跌到今天这个价钱，他自己迟早要完蛋的。”农场主破产了，连买捆东西的绳子、修理东西

的工具和作物的种子都拿不出钱了，这时放贷的银行就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变而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却沦为佃户。乡

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黄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鸡

蛋每两打四角一分)。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低极了，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最富庶的

美国尚且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可想而知。”


比大萧条本身更荒谬的是统治集团的应对方式。已经习惯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下意识的认为应当保卫自己的利润，把利润过多导致萧

条的说法看做乱党马克思的邪说。他们降低工资、削减救济金、以私家军队向工会开火、还要求削减(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开支，减少企业的税收，企图通过这

种方式走出萧条或至少是保住自身的固定资产。他们所操纵的舆论也象2000年前后的中国媒体一样，一齐站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角度鼓噪，如：

“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亨利•福特）；“如果让非经济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

工商界人土不要以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幸福》月刊）；“人们总会换掉破旧的衣物，把积攒下来的钱花出去（《纽约时报》）”

。自由主义者胡佛总统就是这一观点的总代表。胡佛曾有一个著名竞选口号“使每个工人家庭的菜锅里有一只嫩鸡,每间车库里有一辆汽车，每

家车房里有两辆车”。当为他设计这一口号的人已经因大萧条而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依然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法是各人自己想办法

”。他在1932年否决国会的救济法案，指责这是“空前未有滥用国家巨款”的行为。1932年，数万生活无着的一战退伍老兵来到首都和平示威

，要求补发退役金，胡佛坚定地报以军队镇压，甚至铲除他们为自救而在难民营里种的蔬菜。事后胡佛自诩“………谢天谢地，我们在华盛顿

还有一个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懂得怎么对付乱民……….”。欧洲各国也大致如此，英国德国的统治集团一齐削减失业救济金，降低工资，甚至向工人征收

新税以保护企业利润，坚信这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举措可以让经济转入上升循环。很显然这只会使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面对这种局面，

稍有眼光的人无不绝望。当有人问凯恩斯历史上是否有什么事情可以与大萧条比拟的时候，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指罗马帝国崩

溃后地中海世界的衰退），前后共400年。”



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1933年，那一年罗斯福和希特勒取得了最高权力，并一起执政到1945年。他们以改良资本主义的方式对付大萧条，从而挽

救了资本主义。在1933年前的地球上，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地方就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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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战后动荡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直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协约国赢得了胜利。除了正在为生存而战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其他欧洲强国的统治政权

立刻把注意力转向瓜分同盟国的遗产，从而抵偿自己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


同盟国的遗产包括3部分：
1硬通货和可以变现或直接利用的物资
2海外殖民地
3本土工业体系。
从真实价值来说，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本土工业体系无疑是价值最大的遗产。不过，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缺乏资源和市

场，协约国（除了美国）虽然也因为战争而民穷财尽，但它们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惯性决定了他们渴求市场胜于一切。如果有市场、有资源、有

利润，他们本可以轻松的将自身的工业规模在短时间内翻上一番或更多，没有必要吞并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来增加已经很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

。至于说拆散德国的工业体系，在消灭一个潜在竞争对手的同时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本是协约国的计划之一，但由于英国统治集团不愿意看

到法国独占中、西欧，这个计划在遍布欧洲的革命浪潮威胁下被放弃了。随后的历史证明，对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没有拆散德国成熟的

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德国在战败之时已经交出了大批工业-军事物资，然后又背上了300多亿美圆的赔款。由于大战的消耗，前者相对工业列强的经济规模来说微不

足道；后者则因为不切实际的数目而没有真正偿付，协约国指望靠赔款充当利润也是不可能的。倒是德国傲视它国的工业技术（尤其是化学工

业）引起了胜利者的兴趣，美国企业借战胜之威，在(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支持下贱买甚至掠夺技术，从德国取得了3200项关键化工专利，其中1200项被杜邦公

司获得。不过，在这个时代，基础科学研究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应用技术主要还是依附于特定工业体系的技艺，因此技术流

失还没有动摇德国的国本，或是明显增加战胜国的战争红利。



最后，只有那些诱人的海外殖民地来补偿协约国的战争损失了。但是，读者应该记得德国为什么会发起这场空前的大战——英法以及附庸的比

利时、荷兰、葡萄牙、拉美诸国等工业资本主义集团基本垄断了全球海权和有价值的殖民地，而德国工业资本主义集团为了给迅速扩张的工业

体系提供廉价资源，给不断增长的过剩产品找到市场，迫切试图打破这一体系。缺乏有价值的海外殖民地正是德国战前的特征之一。至于奥匈

帝国，它本来就是一个工业弱国，海外殖民地很少，只在东欧拥有一些落后地区做半殖民地，暂时也足以应付其不多的过剩商品。由于靠近苏

联，这些半殖民地在战后不得不独立出来，以保证民族主义不会和革命相结合。因此同盟国实在没有多少殖民地遗产来满足协约国的胃口。（

土耳其在战前已经算是列强的半殖民地）



这种局面意味着胜利者既没有取得真正的市场增量也没有消灭潜在对手的工业潜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

美国的工业产能在战争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更加剧了生产过剩的趋势。随着德国的复兴和日本的崛起，这一矛盾将越来越尖锐，下一次经济

危机和世界大战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事件。在凡尔赛和约签定后，法国元帅福煦对这一和约所规划的未来做出了恰当的评论——“这不是和平,是

二十年的休战”。



英法及其附庸国虽然在战争中损失巨大，但毕竟取得了胜利，在外表上保住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英国依然占有广阔的殖民地和无数海外基地，

法国则成为欧陆第一强国，甚至连比利时、荷兰等国都能维系自己的殖民帝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胜利的光环下，运行惯性足以保证这

些帝国继续保持一段时间。不过，正如虚弱的比利时、荷兰等国只是因为允许英、法资本集团分享殖民地利益才得以在二十世纪保持殖民帝国

一样，英法得为了保持既有地位也必须向美国甚至日本让步。早在1900年，美国就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机会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先行

在中国占据牢固势力范围的各国（尤其是英国）允许美国享有同样的贸易权利和投资机会。类似的，日本趁欧洲战争激烈的时候抢占青岛和德

国的其他远东殖民地，大肆在中国进行投资、倾销，还提出了“二十一条”试图把中国变成独占的殖民地。战后美国——不是英国,要求按既有

实力对这一情况作出修正。在华盛顿会议上，《九国公约》一方面要求列强的商品和资本可以平等的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也允许日本保持一些

在华特殊权益；《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则赋予美国和英国平等的海权，给予日本远超战前的海权。除了少数控制牢固的殖民地如印度外，海外

殖民帝国（政治意义上的和经济意义上的）已经不再是英法资本独享的自留地了，美国、日本、意大利，甚至复兴的德国都争相拥入这些地区

，争夺资源和市场。1931年，英国本土资本集团被迫在《威斯敏斯特法》中给予部分殖民地本土统治集团一定地位，以放弃部分长期利益的方

式，来保证英帝国不至于在大萧条中解体。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客观上削弱了英法殖民帝国，为其他后发工业强国崛起开辟了道路。



英法的相对衰落给了其他工业国家发展的机会，但开放的公共殖民地（如中国、拉丁美洲）只有利于强大的工业国，美国和复兴的德国都从中

得到了巨大利益。日本、意大利等相对较弱的工业国得益不大，它们既无法通过投资和倾销与一等强国竞争，又不比英法等老牌殖民强国有“

主场”之利，也没有足够的既有海外投资来贴补外贸，因此对这个秩序依然不满。它们既反对英、法旧殖民势力的剩余部分，又对强大的美国

心怀恐惧，更害怕无法转移的国内矛盾最终酿成革命。最终，日本和意大利这两个二等工业国在下一次大战中站到了再次挑战既有秩序的德国

一边，并得以在打击英、法旧殖民势力的过程中暂时维系美、苏两强的中立态度。这意味着下一次战争将有更多的工业资本集团加入世界霸权

的角逐，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影响范围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奥、土三大帝国，削弱了英、法两国，欧洲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出现了松动，在苏联的压力或支援下，第三世界的本

土势力逐步结合成现代意义上的准政治集团。如在形式上独立的波兰、中国（国民党政权）、土耳其、泰国，以及一些独立性更差的政治集团

，如中国的军阀、朝鲜流亡(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爱尔兰新芬党等。这些政治集团在政治上是工业化国家的仿制品，经济上是工业强国

的依附品，但毕竟还是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地位。世界大战一方面打破了西方的严密统治，另一方面也给这些独立的统治集团做出了榜样——

所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核心不过是弱肉强食。因此，这些半独立的政权很快就适应了赤裸裸的物质力量竞争，崇尚暴力和民族主义，试图重

现欧美列强的发展道路。在那些直接面临德、日、意扩张威胁的地区，这些政治集团会抵抗入侵，迅速提高战争的烈度；在那些还在英、法、

美控制下的地区，这些本土政治集团反而会和德、日合作，试图在夹缝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局面表明了物质力量竞争

的空前激烈，也预示着下次大战将给第三世界本土利益集团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类创造了一个沙漠，把它叫做和平”——汉森•鲍德温《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幸福，自30年战争以来，欧洲平民第一次被如此深刻的卷入战争。在以往的战争中，贵族和少数专

业军人进行短促的交战，决定王位或是一小片土地的归属，战场以外的地区几乎感受不到战争的存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前线的数千

万军队，整个国家的工业、农业、商业、男人甚至女人都被发动起来追求胜利，国家订货吃掉了所有的剩余产品，崇尚自由经济的(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被迫以

配给制和计划经济来分配资源。除了美国以外，所有的主要参战国都因为这场战争而民穷财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订货和经济管制不仅成为维持军队后勤的

手段，也成为整个经济消灭过剩产品、保证平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一旦战争结束，军事化的经济管制结束，一方面欧洲平民比战前还要穷困，另一方面过剩产品却比战前多（考虑到美国的生产能力）。欧洲很

快又爆发了一次经济危机，这一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因为上千万士兵复员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20年前后，经济危机达到最高峰，无

数受过军事训练后失业的无产阶级把欧洲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同时，当人们回顾大战带来的巨大伤亡与破坏时，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力量由于

他们一贯的反战立场而广受支持，旧有统治集团的权威因为发动了如此荒谬的一场战争而受到质疑，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整个欧洲都走到

了革命的边缘。俄国士兵和失业工人已经在一个旧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宣称为无产阶级建设天堂的政权，更多的西欧无产阶级相信自己也

能做类似的事情。甚至远在东方的日本，派出的干涉军士兵受到革命影响后，回国后也组织失业工人与佃农起来对抗财阀。在德国、前奥匈帝

国控制区、以及在战争中损失巨大的意大利等中欧地区，由于不能以战利品来缓和经济问题，革命思潮已经变成了现实。德国战败的直接原因

正是因为海军士兵的起义，随后柏林象彼得堡一样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19年春天，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匈牙利甚至先后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同期的意大利工人组织几乎控制了整个意大利的工业。即便在英、法、美等确实得到了实惠的战胜国，工人的左倾思潮和罢工也阻止了统治集

团深入干涉革命。因此各国统治集团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无产阶级。


就在整个欧洲的旧秩序风雨飘摇之际，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到1920年，苏维埃政权不仅在俄国内部站住了脚，还能借反击波兰入侵的机会让

红军冲出国境，直扑华沙。1920年8月，已有数十万红军集于华沙城下。已经支援了波兰大批物资的协约国力劝波兰(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割地求和。很明显，红

军的战略目标绝不仅仅是攻克华沙，甚至不是在整个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1919年3月建立的共产国际已经明确宣布：共产主义者应该与支持帝

国主义战争、支持狭隘民族主义的社会党划清界限，不再寄希望于改造旧制度。当世界大战在革命中结束时，这些国际共产党人认为发动世界

革命、以暴力手段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发动欧洲革命！如果红军控制了波兰，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正

在酝酿革命的中欧。当时的许多人，包括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列宁和英帝国首相劳合－乔治都相信，一旦红军进入中欧，得到支援的当地无产阶

级将迅速击败旧统治集团，然后结合中欧的工业和东欧的人力，一举在整个欧洲建立苏维埃政权。事实上，当时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是德语而

不是俄语。



然而，华沙战役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只有波兰统帅毕苏斯基是个例外。毕苏斯基冷静的分析了红军的弱点——一线战斗兵员过少，后

勤薄弱，属于一支只能一次性使用的力量。在以少量装甲汽车对红军补给线大肆骚扰后，他抽调了所有机动兵力，利用红军军官团的内部矛盾

，攻入红军后方。波兰军很明确地以华沙－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间的道路为主要目标，彻底毁灭了红军的补给线。红军因此全线溃退，几

天前还显得的无坚不摧的红军成了可以被任意追捕的散兵，抵抗消失的速度甚至超出了波兰人的预料。最终，红军损失了15万的战斗兵员，近

10万战俘被虐杀或死于战俘营。华沙战役后，红军完全退回本国，虽然勉强挡住了波兰军的再次入侵，但短期内失去了进兵中欧的能力。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欧洲旧秩序就一直处于革命的边缘。在干涉俄国革命受挫后，整个世界都认识到共产主义者确实有能力建立一

种新秩序，绝非只会造反，不能建设的暴民。因此，对旧统治集团而言，遍布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再是暂时的骚乱，而是对整个旧秩序实实

在在的永久性威胁。如果无法在华沙挡住红军向中欧的进军，世界革命，或者至少说欧洲革命看起来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军止步于华沙

，让旧秩序有了喘息之机，遍布中欧的革命火星先后被残酷镇压，没有燃成燎原大火。所以，许多历史学家或政治人物把华沙会战看作一个历

史转折点，认为毕苏斯基的偶然胜利把无产阶级革命限制在苏联一国之内，挽救了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是偶然性干涉历史大势的典型例子。



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从1920年8月的局势来看，波兰军队无论是选择撤退还是投降都不会让人惊奇。华沙会战以前，红军高层视华沙为囊中之物

，甚至不屑于掩饰自己的战术意图，总攻华沙的命令居然是用明码电报发出的——这一举动倒是在华沙城内有效地制造了恐慌，各国使馆纷纷

撤出华沙，只有少数军事代表留下来准备见证波兰政权的灭亡。直到波兰反攻得手后三天，红军高层还认为自己只是稍受挫折，期待着整顿部

队以后卷土重来。而波兰一方，不在毕苏斯基直接掌握下的两个军团居然不敢追击败退中的红军。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对波兰的

胜利有信心的人，仅毕苏斯基一人而已。红军的失败因此被看做一个小概率事件，主导了这个小概率事件的毕苏斯基也因此被视为波兰政权乃

至中西欧旧秩序的救世主。



当事人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对失败表示了如下的遗憾：“……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资本主义者都在张惶失措，劳动者都在仰首期待，准备

揭竿而起。那是毫无疑问的，假使我们在维斯瓦河上获得了胜利，则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都会爆发了。假使不是我们战略错误和在会战中

失败了，则波兰战争即可能构成十月革命与西欧革命之间的一个连锁。假使我们能够击败波兰布尔乔亚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军队，则波兰劳动阶

级的革命即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于是波兰的边界也决不能挡着这场大火。于是就好像狂潮一样；会淹没了整个的西欧………”?。在战线的另

一面，英国驻柏林大使则表示“………..在现代文明史中，没有比一九二〇年华沙会战还更为重要的事情，而其意义在今天却很少有人能认清

。当时的欧洲，其存亡之机实已间不容发。假使在这一战中，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则在欧洲史中将构成一个转向点，因为毫无疑问的，在当时

的全部中欧地区都有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和苏俄侵入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很难于加以抵抗的。还有另一个原因，也使我们对于一九二〇年的事

实有值得注意的必要。这一次胜利的获得，最主要的应该感谢一个人（毕苏斯基）的战略天才。在作那样危险的行动，所需要的实际上还不只

是天才，而更是英雄的气质了。政治作家们应负起责任来向欧洲人解释清楚：在一九二〇年，波兰曾经拯救了欧洲，而且必须使波兰强大，并

与西欧文明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为对于亚洲人侵入的永存威胁，波兰总是一个壁垒……….”?



不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华沙会战前后的历史，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应该比当事人看的更清楚。



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任何近、现代社会都会以全体成员的名义，由中层的官僚、军官去动员下层的人力，对抗试图推翻现有秩序的力量。不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驱动并组织这种镇压行动的阶层并不一样。在19世纪的欧洲，这种权利和能力基本被大资产阶级和军事贵族所垄断。那

些拥有独立企业或海外股权的业主在议会中行使自己的权力，送自己的子侄去军校或大学。同时旧贵族占据议会上院，世袭关键军政职位，与

资产阶级联姻，保证本国资本集团的团结协作。在这种严格尊重私有产业和世袭权利的制度中，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才是真正拥有这个社会的人

，更严谨一点说，他们是竞争压力所选定的资本代理人。



到了20世纪，工业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事务的逐步复杂化，以及行政和军事机构越来越庞大，大批不

直接占有产业或政治特权的经理、官僚、职业军官逐步取得了社会的实际管理权。另外，在一个市场相对不足的年代，充足的物质资本不足以

确保维系利润的增长，资本必须和技术及管理能力结合才可能以新产品占据市场，排挤同样拥有基本工业物资的对手。因此，几个基本生产要

素可以按稀缺程度做如下排序：技术（包括管理技能）>资本（广义的工业物资）>简单劳动力(无产阶级)。而技术和管理能力正是掌握在中产

阶级手中。因此，中产阶级的地位与力量与日俱增，这种变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工业化的媒体，在经济上表现为大型股份制企

业和相对独立的经理人阶层的出现。而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军事贵族的地位逐渐削弱，无论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他们的所有权越来越趋于象

征化。只是由于社会运行的惯性，资产阶级和旧贵族才得以在发达国家把地位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首次全面大战。它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单纯的人力已经不足以左右战局。在这个时代，暴力冲突的

基础是与工业力量相结合的人力。只有用工业物资装备，以标准方式训练，并通过完整的现代工业进行补给的军队才能取得有意义的战果。在

大多数情况下，无组织的人力相对工业资源而言是过剩的，因此，工业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无论是内战还是国际战争。



工业资源依赖于这样几个条件：资源、工业设备、受过工业训练的人口。正如前面指出的：20世纪的主要工业人口已经分化成技术-管理阶层和

普通的无产阶级。前者掌握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或能够熟练的协调工业生产，后者则只受过简单的工业训练，并有一定的纪律性。在一个农业

还可以不断供给劳动力的年代，无产阶级收入仅够糊口，生计时刻受经济波动的威胁，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付出生命而一无所得。因此，他们

仇恨旧制度并期盼一个新社会，很容易为革命所动员，是共产主义者依靠并寄予希望的阶层。而技术-管理阶层由于相对稀缺，收入很高，且在

一般的经济波动中保持稳定，因此倾向于维护旧秩序。他们（包括以专业技术管理工业化军队的军官阶层）虽然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资产阶级

，但确实和资产阶级乃至旧贵族暂时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列宁这一代共产党人看来，这些“布尔乔亚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已经被排除出了无

产阶级的范畴，是革命的敌人。



从历史趋势看来，工业经济体系和军事体系越发达，所需要的专业人员比例就越高，中产阶级的力量也越强。在中西欧、北美等发达的工业地

区，中产阶级在事实上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只要这个中产阶级没有因为工业经济的消失而被解体，他们就有能力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

。在德国，职业军官和资产者的联盟镇压了多次革命，无产阶级的人力优势难以压倒职业军人的军事技能和组织能力，更无法对抗资产者的经

济力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无产阶级有可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控制工业与国家机器，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缺乏技术和管理的经验，也没

有替代旧秩序的完整经济理论。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配合，他们只能在比较落后的工业国中暂时维系工业体系的运行，无法保证工业经济长期

正常运转、发展、升级。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工业经济的运转，不得不留用大批管理-技术人员；甚至在军队中留用敌视新政权的职业

军官。意大利的工人曾在1920年发动起义，控制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工厂，却无法把它有效的转化为物质力量。反过来，由于无法保证全部无产

阶级都参与革命，只要中产阶级忠于旧秩序，反革命势力可以迅速的找到替代罢工者的人力，革命者甚至无法有效的抵制旧秩序正常运行。

1922年意大利的交通行业工人举行总罢工，结果法西斯势力很迅速的为他们找到了替代者，维持了社会秩序，罢工的结果反而为法西斯增加了

政治声望。这说明，不掌握工业社会稀缺资源的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谈判筹码，很难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与中产阶级和资产者的联盟进行正面、

长期的对抗。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在中、西欧发达工业地区，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潮看似声势浩大，但一旦中产阶级发力镇压，没有哪个革

命政权真正能组织起工业化的军队保卫自己。



东欧的情况有所不同。东欧各国的工业经济比亚洲、拉美等殖民地要强，但远不如西欧和美国。工业经济的绝对规模、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

以及技术水平都无法与英、法、德、美等国家相提并论。因此，一方面中产阶级在东欧的力量相对较弱，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人数远小于农民

，大部分人口还在农业社区里生活。如果无产阶级发动革命，中产阶级的抵制或镇压要比西欧弱的多，无产阶级也有能力暂时管理简单的工业

为新政权所用。同时，光是控制国家的工业资源不等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如果不能从农村取得支持，任何政权都无法在东欧国家立足。



俄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艰难胜利。从社会条件的角度来看，胜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首先，俄国无产阶级在工业人口中占主导

地位，因此能在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就控制并利用主要的工业设施和交通系统。即便便弱小的中产阶级并不乐于合作，无产阶级依然可以取得相

当数量的的工业资源，这保证了红军能够对抗由协约国提供工业物资的叛军。其次，布尔什维克借鉴了社会革命党的成功经验，向农民无偿分

配地产。虽然这一举动并非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它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内战时期最受农民欢迎的政治力量。最后，沙皇体制和临时政

府解体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从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正式的国家政权，各路叛军要么以少数民族的名义要求独立，要么依附于其他工业强国

，苏维埃政权在无形中成为民族主义的唯一代表。许多利益与统一国家密切相关的旧军官和中产阶级因此宁愿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维护国家的

统一。布尔什维克恰当的利用了这三个有利条件的支持，最终在俄罗斯建立了稳定的革命政权。



尽管占据了这些有利条件，但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到巩固的过程依然非常艰难。上一章比较详细的讲述了这一过程，读者从中应该可以看到苏维

埃政权成功的偶然性。在几次危机时刻，胜负只在一线之间，革命政权完全有可能被消灭，就象协约国在匈牙利镇压革命一样。在那些不具备

这些有利条件的国家，类似的革命势必受到更大的阻力，成功的可能性更低，乃至完全不可能。具体而言，在工业经济比俄国更发达的国家，

旧统治集团可以利用中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容易的镇压革命；在那些工业经济更弱的国家，革命的关键在于农村，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根本没有

机会通过城市暴动取得国家政权，自然也就没有取得政权后再分配土地，博取农民支持的机会。苏式革命的模式真正适合的是俄国这种半边缘

地区，很难在俄国以外的地区得到复制。几十年后的中国革命就曾经在仿效苏联的道路上碰壁，最后中国的革命者把土地改革当做革命的基础

而不是工具，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取得了胜利。



东欧的波兰以及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经济结构与俄国非常相似，因此是相对最适合苏式革命的地区。如果再加上红军跨国境的支援，确实

有可能建立稳定的苏维埃政权，不过，这种外来的支援也可能起到反作用：比如说对农村和中产阶级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能够顺利地向农民分配土地，从而彻底毁灭了农村旧秩序，得以动员农村的资源为己所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红军士兵大多来自

本国农村，在军队里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受现代工业社会影响，是苏维埃这个城市政权与农村之间的天然纽带。一旦异国作战，一方面时间

不允许红军在农村分配土地，另一方面红军也缺乏本土人力来执行这一政策，事实上，红军在波兰乡村征发了大批物资，这引起了严重的抵制

情绪。因此红军无法迅速打破农村的旧秩序，能够动员农村资源支援作战的是充满敌意的地主贵族阶层，而不是苏维埃政权，波兰的情况正是

如此。另外，苏维埃赢得内战，民族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而在红军异国作战时，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把中产阶级精英推向革命的反面

。所以红军在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行动远没有控制一个俄罗斯或乌克兰省份那么轻松。



无论如何，在苏波战争中，苏联以大击小，将革命激情与民族主义对侵略战争的报复情绪结合起来，兵临华沙城下。若非毕苏斯基力排众议，

在准确把握红军弱点的前提下冒险抽调兵力出击，红军占领华沙乃至在全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史实。不过，根据前面的分析

，历史的偶然性也到此为止，再向西，由于协约国没有触动德国的工业体系和中产阶级，红军很难指望德国无产阶级激起有实际军事意义的革

命浪潮，革命只能在红军到达以后发生。从华沙到柏林的道路必须由红军自己打出来。



东欧并非工业发达的地区，战前的俄罗斯帝国虽然算是世界列强，但国力主要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工业相对西欧北

美不值一提。在20世纪的全面战争中，这样的国家打防御战尚可，越境作战就只能靠长时间积蓄工业物资，然后发动一次性的突袭，稍遇不利

必一败涂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向中欧的进军中，红军要依靠这个因长期战争而残破的二等工业国保障后勤，曾经

向帝俄提供工业物资的协约国如今是他们的敌人。在攻至华沙城下时，波兰有20万不到的军队，依托囤积于华沙的大批协约国物资进行抵抗。

在红军一方由于缺乏汽车和使用汽车的技术能力，后勤线由3万5千辆农用马车来维持，军火要依赖缴获的协约国物资（从叛军和波兰军那里缴

获）才得以保障进攻。这样脆弱的后勤补给能力决定了红军境外作战的力量。红军越过国境线的人数虽然号称百万，但大部分是后勤人员，战

斗兵员不足20万，还不到大战期间俄国一线兵力的1/5。当然，1920年的红军比起1914年的俄帝国军队多一些士气和凝聚力，但更缺乏训练有素

且忠诚的职业军人。综合考虑军队的质量与数量，这支红军的实力远不如当年处于同一战场上的帝俄军队，脆弱的后勤是它的致命要害。毕苏

斯基利用这一弱点击溃了华沙城下的红军。但即便红军赢得了华沙战役，考虑到苏联濒临崩溃的经济，红军也不大可能派出规模更大的部队去

进攻柏林。协约国并没有毁灭德国的工业，只是限制了德国的军队规模。如果红军只能派出十几万或更少的军队进兵德国，我们不难想象战争

的结局。更何况协约国还可能因共产主义威胁而提前解除对德国军备的限制。



总而言之，华沙之战的结局确实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在另一种可能的历史中，红军可能攻克华沙，占领大半个波兰，但除非上帝相助，否则他

们也只能到此为止。中、西欧的社会条件和苏联自身的物质力量决定了革命被限制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想象，波兰苏维埃将会加入苏联）。

世界革命因为两个马克思未曾料到的因素——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世界工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没有发生。中产阶级力量强大，所以革命无

法在发达国家成功；世界工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缺乏无产阶级的落后国家也难以依靠无产阶级的忠诚进行苏式革命。而俄国这个半边缘国

家的既有物质力量决定了苏联支援他国革命的规模——其规模不足以改变远方大国的力量平衡。所以革命被限制在苏联之内。此外，由于民族

是资本结合的重要纽带，民族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1917年革命在俄国的成功以及在俄国以外地区的失败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以那些已经部分工业化，破坏了旧制度但并非中心发达地区的国家为土壤。这一结论对今天的

中国也非常有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革命浪潮以及经济危机都证明了一点——在这个时代，旧资产阶级、旧贵族和他们维系的旧秩序既不能高效的促进资

本增殖，也不能对内镇压或安抚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甚至无力保证自身的生存。于是，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中产阶级本能的起来保卫这一

秩序，他们以民兵团、社民党、行业协会、甚至校友会、俱乐部等形式组织起来，在事实上接管了社会。新旧资本代理人的交替本来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却因为大战的动乱和欧洲革命的威胁而大大加快，随后又因为20年代的的经济增长而在比较富庶的国家出现了一定的回潮，或者说

新的统治集团不得不借用旧统治集团的外壳。但总的来说，这是竞争压力下，工业经济的结构特征在工业化社会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过，

由于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平衡，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地区所达到的阶段各不相同，这种差异对欧洲各国革命的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特定

的工业化水平在俄国促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更发达或更落后的地区却导致了革命的失败甚至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进

入2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骚动的无产阶级（以及下层中产阶级）被暂时安抚下来，在俄国以外的地区，欧洲资本主义制

度挺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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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共产主义 从理想到现实



与动物不同，人类有一个过于复杂的大脑。除了按本能趋利避害行事，人类还会思考未来，做远期规划或者仅仅是憧憬。“希望”和粮食、空

气、水一样，都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各方面具体的希望或憧憬凑在一起，除去那些互相抵触的部分，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轮廓，人们通常称

之为天堂。天堂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字，比如天国、大同社会、黄金时代，桃花源、上古盛世、共产主义等，这里通称天堂。



人类总有梦想。作为人类向往的目标，梦想显然要大大超出现实生活，物质上更丰富，精神上更快乐。梦想比现实生活更“好”，这应该没有

什么疑问。不过，作者在前文曾反复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里并没有“好”和“坏”的定义。每个社会和社会里的每个成员都要依照自己的文

化-道德体系来定义梦想“超出”现实生活的方式。所以梦想的内容是由现实决定的。梦想能存在的两个前提是稳定的现实生活与文化-道德体

系。前者为梦想提供一个对比的基础，后者则决定了梦想在现实生活的哪一侧。



所有的梦想都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人的自由发展。人在现实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愿望不能满足，无法满足的原因要么是受限于物质条件，要

么是社会既有的制度不允许，所以人们感到不自由，所以人类需要梦想。不过，天堂是梦想的综合而不是孤立的梦想，完整的天堂梦想需要让

各种梦想互相妥协，这意味着天堂生活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另外，人类作为群居动物，不会创造一个独居的天堂。既然天堂里还有其他

人，那么我们要尊重彼此的梦想。这就需要用文化-道德体系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必须承认一些在天堂和人间都同样有效的道德规则

，然后在理论才上有享受天堂生活的可能。从历史上看，许多宗教典籍和文艺作品都有对天堂的详细描述。描述本身即意味着限制。比如：伊

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天堂不会供应猪肉，想要在北欧海盗的天堂里生活就得天天打仗。为了保证天堂这个梦想的自恰，天堂也需要规则。因此，

天堂的确切定义应该是：特定文化-道德体系约束下的人类自由发展，正如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



人类向往天堂，但在存在有效竞争压力的前提下，历史规律不会被人类的意志所改造，哪怕是许多人的意志。在我们的历史中，任何稳定存在

的农业社会都被既有条件下最能调动资源、参与竞争的制度所统治。除非经济背景出现了变化，否则一个偏离稳定的社会制度，把天堂当做设

计蓝图的社会必然是自取灭亡。因此原教旨主义者很少能当上历史的主角。即便在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宗教性事件中，那些狂热的信徒也只能为

追求实利的领主、商人当炮灰；在宗教气氛薄弱的中国，也曾有一个失败的儒家书呆子叫王莽。这种人或许可以因为真诚、狂热、执着而辉煌

一时，最终必然要被更适应物质竞争的主流制度所消灭。农业社会的天堂要么在天上，要么在遥远的古代或未来，惟独不可能是现实。



当然，这并不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能解释古代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事实上，这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它自身的位置和作用。相对无(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状

态，任何存在过的人类社会都是一个低熵结构，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绝大多数偶然冲击会使低熵结构趋向解体。为了避免热力学第二定律消

灭人类社会这个低熵结构，人类不仅要从自然界输入负熵流来应付社会的自然消耗，也要通过道德、文化等“软”力量来维护社会的秩序，避

免秩序自发溃散。因此竞争规律决定了大部分社会制度都必须为其成员提供一个高于既有社会的道德标准，从而不断的为社会提供秩序，对抗

制度自发解体的倾向。显然，为了全面指导现实，这种高于现实的道德标准最好组合成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社会。



归根结底，天堂这个概念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维护既有的秩序，让潜在的不满者把希望寄于现实以外，另一方面它又为现实社会提供了一些比照

，给出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范例，有利于维系现有社会的道德体系。这两个作用是天堂（以及地狱）的传说能在激烈的物质竞争中存在的基础

。所以,几乎所有社会，包括最现实的商业社会都有自己的天堂。这种现实从农业社会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



前面几章曾简述了工业革命前后西欧文明的扩张：西欧文明这个扩张型的旧大陆地方农业文明先借海运之利获得了薄弱的全球优势，然后又率

先利用工业的威力统治了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西欧农业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的一部分被工业社会改造，最终形成了第一个全球性文化-道德

体系。这种文化-道德体系适应于不断扩张的经济基础和脱离了农业社区的工商业人口，是海外扩张和工业革命的产物。由于工业革命并没有立

刻否定竞争规律的有效性，因此对应于这种文化-道德体系的天堂也应运而生。在核心地区大部分劳动力从固定于农业社区内部的平民转化为无

产阶级以后，新的天堂概念已经取代了农业社会的梦想。不过，前面已经指出，由于经济基础相对变化太快, “.....一直到唯物主义历史规律

结束，这种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文化-道德体系其实只是初现雏形，既不能有效的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达成妥协，也没有压倒世界各地（包

括西欧自身）的本土文化.....”。所以早期工业社会的天堂也有许多杂乱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公有制天堂、无(请不要使用敏感词)主义小生

产者的极端自由天堂、中产阶级的技术天堂、破产农民和过气贵族对“过去的好时光”的回忆等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时，它们尚未融合

成完整的体系。



工业革命前后的准全球化世界是一个经济基础不断扩张的世界，也是一个物质力量至上的世界，工业化社会认识到自身正处于一个充满机会的

时代。这深刻的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的天堂概念，具体而言就是大部分“先知”都把天堂放在了现实世界，一般都是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一些共

产主义者、无(请不要使用敏感词)主义者甚至试图立刻着手建立自己的天堂。不过，只要竞争还是历史的主要动力，超越竞争规律的天堂就不可能存在于人间

。尽管许多人为人间天堂付出了金钱、精力、甚至生命，建立了许多如新模范村、巴黎公社那样的社会。但在竞争压力下，这些社会早晚会被

内外压力所粉碎。比如说，只要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依然是一个明显的竞争优势，平等程度过大的试验性团体就很难生存。在这个时代，是唯

物主义历史规律而不是人类的理智主导着人类社会。不过，工业革命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



对于特定的人类，天堂是一个绝对化的概念，但在农业时代，农业经济的地域性决定了各个地区文明拥有不同的文化-道德体系，也造就了不同

的天堂。这种文明差异曾经是无数战争和冲突的直接原因。当近代的航海体系将各个文明地区联成一体时，这个早期世界体系中显然不存在一

种为所有人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公认的普世天堂。某些人的天堂完全有可能正是他人的地狱。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本身并不刻意的支持某种文化-道德体系，但文化-道德体系决定于经济基础。随着工业经济的扩张，世界逐步围绕着工业经济体结合

成统一的世界体系。在这种经济基础下，虽然各地农业文明的上层建筑依然在勉力维系自己的半独立地位，到了1900年，一个以工业社会中产

阶级为载体的主流文化-道德体系已经在所有地区的统治集团中取得了大批皈依者。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个文化-道德体系几经变化，终

于在整个世界取得了绝对认同。在绝大多数地区，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甚至没有权利拒绝以这个文化-道德体系为基础的教育体系，这既是对全球

道德-文化体系权威的确认，也加强了它的权威。在进行政治活动时，无论政客们的实际行事原则如何，他们总要依据这个文化-道德体系为自

己的行为辩护，或是指责对手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准则。在大众舆论中，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反人类”、“缺乏人性”等形容词来描述那些公认

的罪恶行为，国际法庭也会以这些理由惩处犯人。这些事实表明，一个与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相对应的文化-道德体系已经取得了无可辩驳的统治

性地位。在这样的 条件下，一个至少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普世天堂，或者说一张不会招致太多反对意见的理想社会蓝图有了存在的可能性。从

今天工业社会的现实来看，人类最多的争论集中在实现这一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


无论如何，人类是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动物，物质财富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保障。在几千年的农业历史中，大部分人都仅能维系温饱水平的生存。

因此，大部分农业社会的天堂传说都强调应有尽有的财富，至少要描述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工业革命以后，平民贫困依旧，而统治集团在扩

张的惯性下渴求财富，因此物质财富的富足还是天堂的首要特征。如果想在人间建设天堂或者说理想社会，充足的财富或者至少许诺一个富裕

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快速扩张的工业经济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前提。



此外，无论是社会还是人，只有摆脱了基本生存问题才有可能去设计未来。如果某些人纯粹为了生存而改造既有的社会机构，其行事方式和结

果完全在唯物主义规律限制之内，这一点前面已经有详细论证。因此，足够的人均财富也是以理想主义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在农业社会和早

期工业社会，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和平民的贫困阻止了人类按自己的意图去设计未来。只有当工业革命充分展开以后，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庞

大的中产阶级，更庞大的无产阶级也最终从工业财富中得到了略微超出基本生存水平的收入。这种现实为新的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社会基础。



无论人类想追求哪种理想社会，只要竞争规律还主导着历史，那些在物质竞争中被最能调动物质力量进行扩张的制度将取得胜利，主动规划社

会的愿望无法与直接的物质利益相对抗，除非人类的理想社会恰好就是最适应竞争的社会制度——靠这种方式来实现人间天堂无异于饿肚子的

时候等天上掉馅饼、穷困潦倒时指望买彩票脱贫。归根结底，上帝或者说运气是靠不住的，人类的理想社会必然要由人类自己来设计、建造。

既然竞争压力对理想化社会制度的淘汰是一个客观规律，无可回避。那么，只有等到竞争压力不能主导一切之后，人类的理智和理想才有发挥

余地，人间天堂才有存在的可能。



根据前面的论证，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竞争压力完全主导历史的时代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此后的历史发展依然要不断屈从于竞争压力

，但毕竟人类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隙，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个空隙会越来越大。就在这个空隙出现的前夜，马克思以锐利的眼光看到了这个历史趋

势，作出了对今天的人类影响最大的关于人间天堂的预言——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以往人类只能服从历史规律而不能创造历史，如今人类有条件把人间天堂变成现实。只要等到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爆发，一个更强大，更美好

，能够解放全人类，让人类自由发展的社会就会降临。



1917年，世界大战进入第三个年头，马克思的预言开始在俄国应验。



十月革命和苏联如今已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但在革命之初，很少有人看好苏维埃政权的前景。当时的观察家不一定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

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得知：信奉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者一向只是历史的配角，偶尔的胜利是昙花一现。维系一个国家，特别是象俄罗斯这么

大的国家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超出了理想主义者的能力。因此，尽管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将发生巨变，但共产主

义者的胜利还是被看做一个小概率事件，共产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则完全被各国统治集团忽视了。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他们的看法

倒也不无道理：20世纪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是一批缺乏实践经验的理论家，内部派别林立。直到1917年3月，其中组织最好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

主党多数派）不过数千人。除了回忆1870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鉴。这样一群人宣称要取代运行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

制度，要打破数千年的规律，要在一个强权即真理、数百万军队只是寻常数字的世界上建立新社会。确实是匪夷所思。



现实的奇特总是超出人类的想象力。被预计为一场速决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的拖了下来。沙俄这个虚弱的半工业化国家能在这场工业

时代的大战中拖到1917年，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惊诧。即便按19世纪的标准，沙俄统治集团的衰朽不堪，面临危机时的麻木不仁也到了骇

人的程度。以军队为例，大批军官仅靠出身就当到将官；执掌军务的陆军大臣居然无暇花完购买炮弹的专款（1915年，许多一线炮兵奉命每天

每门炮射击不得超过三发！）；从1908年到1914年，俄国总参谋长换了6任，根本没有一个连贯的备战计划；在战争最激烈的1916年5月，总参

谋部还有15天休假，所有部门空无一人。这样的军队，在新败给日本之后就要主动进攻世界第一陆军强国，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600万农民士兵

的生命。1915年，俄军一线步兵的步枪配备率不到2/3， 1916年，许多俄军士兵只能用捆绑了刺刀的棍棒当武器，用手去拆除对方的铁丝网，

农民士兵最终拒绝了这种自杀式战斗。1917年初已经有100万士兵，即现役部队的1/6开小差，(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既无力阻止也无力追捕他们。这些事实对于

今天的读者来说，恐怕比列宁的革命更难以置信。



在日趋恶化的的局势下，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左翼力量逐步扩大了影响，但谁也没有想到革命来的如此之突然。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市民因

面包涨价而骚动，几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也在同一天游行。由于左翼势力的鼓动，游行人数最终达到20万人，惊恐的沙皇(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命令军队

镇压。3月11日，军官强令士兵向游行队伍射击，一些贵族军官甚至亲自开火。同样出身贫民的士兵对屠杀大为不满，当晚哗变，16万首都驻军

一夜散尽。到第二天早上，只剩不到2000军队还在名义上忠于沙皇。其余士兵有的自行回家，大部分与市民联合造反。若非沙皇亲自去了前线

督战，恐怕当晚就会成为革命士兵的俘虏。俄罗斯帝国、世界列强之一的首都就这样不可思议地陷落了。



革命军占领首都的消息当天传遍全国。一旦发现沙皇的统治机器原来如此脆弱，工人和士兵迅速起义，几乎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都在几天

内落入革命军之手。前线军队也受到革命影响，下层军官和士兵选举代表，监督军官，派人回后方参加革命，军官无力弹压。3月13日沙皇试图

冒险回首都恢复秩序，发现铁路工人根本不允许他通过。绝望的沙皇在普斯科夫被军官团说服，决定退位以安抚民众。被指定继位的米哈伊尔

大公慑于革命之威，拒绝了这个危险的皇位，沙皇统治就此结束，二月（以旧俄历计算）革命获取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革命是沙俄旧制度整体衰竭的必然结果。作为马后炮，今天的人可以找到许多革命必然爆发的理由。在经济方面，战争的持久化使沙俄耗尽了

积累的现代工业资源，英法等工业物资相对充足的协约国却不能打通黑海航线，提供足够的补充。沙俄被迫把动员起来的工业产能尽量转向军

工。这种政策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1/3，而统治集团却没有足够的工业财富去安抚、控制下层，促进农业。结果1916年罢工比1914年多了20

多倍，参加的人数增长了30多倍，革命的大部分动员工作已经由沙俄(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完成了。在军事方面，工业时代的大战使得伤亡数字大大提高。在消

耗战中，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一般法则，贵族军官团中相对有活力和责任感的成员迅速消耗殆尽。同时军队人数从140万扩张到接近700万，增

补的军官要么是无能的纨绔子弟，要么来自不满现秩序的底层。由于类似的原因，在士官、士兵这两个更庞大的阶层中，富农、哥萨克、流氓

无产者等半职业士兵不再是军队的主力，同情革命的一般工农子弟已经占了大多数。这样的军队事实上无法用来镇压革命。在当时，作战各国

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但在缺乏城市人口和中产阶级，民族问题复杂的沙俄，此问题尤为严重。这样的军队结构还意味着大批专业军事人员是潜

在的革命者，1870年巴黎公社对对军事资源的闲置、浪费，以及在一些基本军事问题上的失策绝不会在这次俄国革命中重演。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沙俄外强中干，日久必然生变，但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大部分人还是高估了这个政权的耐力。在1917年，没有哪个组织或

集团主动的去策动起义。当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冒险成功时，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在革命前的俄国，合法的反对派基本存

在于战时休会的国家杜马即议会，因此有的起义者认为应该服从杜马的领导，一些杜马议员也认为自己理应取得政权，于是部分杜马议员出面

组织了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不过，杜马是一个畸形的议会，它由多层选举产生，在选举复选代表时，每个土地贵族的一票相当于大资本所有者的4票、中

产阶级的65票、农民的260票、工人的543票。如此产生的议员自然难以服众，于是大部分工人士兵决定按1905年革命时的经验组织苏维埃（俄

语意为会议），自己执掌政权。其他地区也成立了地方苏维埃，还派出了代表组建全国苏维埃。俄国出现了两套政权体系。



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和苏维埃都是多种政治势力、多党派的联合体。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脱胎于杜马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原沙俄社会中上层左右，倾向于维持既定

国策，保持原有社会基本结构，然后进行平缓的改良。另外，由于俄国工业部门中外资比例很高，英、法等国可以通过经济部门的代理人和经

济-军事援助对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施加影响。苏维埃是起义的工人、士兵自行组织的议事机构，下设各种委员会作为执政机关。工人士兵久受左翼宣传，

倾向于共产主义，二月革命时革命军就以马塞曲和红旗作为自己的标志。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主张激进社会革命的一些左派政党很迅速的在

苏维埃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两个并存且倾向不同的的政权自然迅速发生了矛盾甚至冲突。



沙俄倒台以后，原来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的各种政治势力、民族独立运动得以公开活动，尤其以长期被压制的左翼政治势力为甚。流亡在外

的政治人物纷纷回国，如普列汉诺夫因主张继续对德作战被英国军方专程送回，列宁因主张继续推进革命得以在德国默许下穿过战线。一时间

，无数种互相冲突的意见充斥俄国舆论。这种纷乱使所有人都清楚俄国因为人民革命而正在发生巨变，并期望新的(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和社会制度能给自己带

来幸福和希望，至少希望能够得到和平。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人民在革命中展示的力量阻止了内战立刻爆发。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和苏维埃先是合并了彼

此的军事机构，然后在5月份达成暂时妥协。由于暂时没有进行社会革命，所以原政权的军政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脱胎于杜马的临时政

府看起来比新建的苏维埃更善于管理这套机构，因此妥协的方式是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接受苏维埃的代表加入(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分享权利。


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新气象，英法的统治集团需要俄国攻击德国来表明自己依然是盟友，旧军官团需要作战来

恢复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是，军事行动所需要的纪律可以成为打击苏维埃的最好借口。因此回避了内战的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决定继续参与世界大战。6

月份，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首脑克伦斯基亲自巡视前线，剥夺了士兵委员会的一些权利，重申贵族军官团的权威，从整个国家抽调可靠的精锐部队，竭泽

而渔的搜集军事物资。7月1日，俄军大举进攻。不过，沙皇(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做不到的事情，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也无法驱使渴望和平的士兵做到。两周的攻势使俄军

消灭了几万德、奥、土联军，前进了几十公里。7月19日德国人的精锐部队一到，已经耗尽工业资源和精力的俄军立刻全线溃退，许多师在后撤

过程中自行解体。只一周时间，不但最近的战果全部丧失，1916年以来占据的全部领土也丢给了德国人。到了9月份，德国人已经能威胁彼得格

勒。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以军事冒险来巩固地位的希望破灭了。



在后方，各地群众不断游行示威，抗议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不尽快结束战争。许多失望的群众在游行中提出由主张和平的苏维埃取代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

象它的前任一样报以镇压。由于布尔什维克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查封了它的机关报，通缉列宁，逮捕托洛斯基，不惜代价地

维系自身地位。但右派认为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还是过于软弱，希望能对激进左翼赶尽杀绝。俄军总司令利用右翼军官团的这种倾向发动军事政变，结果

被工人和士兵的消极抵抗所挫败。政变之后克伦斯基自任总司令，只是让局势更加混乱。人民需要“土地、和平与面包”，但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既不能

满足他们的要求，也无力平息所有骚动。随着每日面包配给从一磅变到半磅，被压制的布尔什维克在人民中的支持率越来越高，主要地区的苏

维埃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所控制，列宁终于发出夺权的号召。1917年11月7日，革命部队轻取冬宫，无人抵抗。莫斯科也在一星期后被占领，25日

旧军队投降。布尔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取得了俄国政权，史称十月革命。漏网的克伦斯基只能得到数百部队的效忠，绝望之余逃亡海外。



苏维埃取得了中央政权，但列宁和他的敌人都不认为大局已定：在国外，德国和土耳其依然在进攻，英、法宣称将惩戒背叛的盟国，日、美则

想趁乱夺取领土和资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苏维埃的敌人。国内民生凋敝，叛乱四起，国库空空如也，旧军队毫无战斗力，专业技术人员

消极怠工，甚至几万名战俘都可以横行数千里。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蔑视，狂妄的白卫军宣称将很快恢复旧秩序，外国干涉军则相约瓜分俄国

，把俄国变成殖民地。在这种危机之下，初次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者只能勉力维持，尽人事听天命。当新政权的寿命超过上一个共产主义

政权——巴黎公社时（不过两个半月），甚至列宁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庆幸且值得纪念的事件。当时革命政权的形势之险恶可见一斑。



协约国认定苏维埃根本不会管理国家，德国试图观望俄国局势，等最强势力出头后再进行打击，维持俄国的内乱状态，其他同盟国则缺乏攻击

能力。由于认为俄罗斯旧统治集团和旧军队会很快平息共产主义者的“闹剧”，尚在全力作战的列强没有立刻给反革命势力提供实质性支持，

因此初期的叛乱缺乏协调和工业资源支撑，主要以旧军官团叛乱和民族地区叛乱为主。这给了新生的苏维埃以喘息之机。在革命士兵的绝对支

持下，苏维埃政权镇压了旧军队，掌握了沙俄帝国的核心地区，为迎接更严酷的挑战奠定了基础。同时，旧军队的无能和不可靠使布尔什维克

决心建立新的武装力量，1918年1月28日，苏维埃政权以革命军人为基础成立红军，并吸收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旧军官。这支部队很快就以行动证

明自己是最可靠的武装力量。



1918年初，立宪会议召开，4000万人参与投票，其中大部分是农民。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这个选举结果其实并不出

乎意料，苏维埃的根基本来就在于城市，最早的苏维埃甚至没有农民代表。比起临时(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苏维埃因为士兵中包含大量农民、倾向于土改而和

农村关系稍近一些，但最多也只能换得农民的善意中立而不是支持。农民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社会革命和未来，不关心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

只希望排除外界干扰，过上平静的小农生活。最终，一直主张维护村社土地制度，以农村为基础，迷信恐怖主义威力的社会革命党得到了最多

的选票，排在布尔什维克之前。列宁对这个选举结果嗤之以鼻，用军队解散了立宪会议，以工人和士兵控制的苏维埃为唯一的议会和执政机构

。列宁不相信农民的选择代表俄国和世界的未来，不相信几个刺客能够抵抗磨刀霍霍的德军与协约国军队，更不相信改良派能阻止旧统治集团

回来废除一切改良成果。为了生存与革命，他决心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1918年春天，同盟国和协约国向苏维埃政权发起正式进攻，国内随即爆发了大规模叛乱。与红军相对应，宣称要消灭革命的叛军一般被称为白

卫军或白军。



最先发难的是同盟国，1918年2月9日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割让大片领土。负责谈判的托洛斯基高估了德国内部危机，于是中断谈判，宣布

单方面停止战争。2月18日，同盟国发起全面进攻。旧军队一如既往的无能，刚刚成军的红军只能防御一些要点，无力阻止德国的全面推进。3

月3日，列宁宣布承认同盟国已经占领的一切，包括1/3的领土和几乎全部的煤、铁矿，以换取暂时的生存空间。和约签定后，内部确实存在问

题的德国军队停止了全线进攻，但依然占领了一些局部目标，建立了一系列傀儡国家和反苏维埃政权。德国在战败投降后，协约国还勒令德国

在协约国接管前继续控制俄罗斯西部，以遏制苏维埃政权。直到内战结束，德国始终是苏维埃的大敌。



1918年3月，英、美、日等协约国军队在一切够的着的俄国港口登陆。由于美国加入战争和德国力量的衰竭，协约国能够拿出大批物资支援白卫

军，苏维埃的真正考验到来了。在随后的2年内，原沙俄帝国的土地上一片大乱，数十条战线同时开火。在内战的特定条件下，战线往往非常模

糊，经常纠缠在一起，最终蹂躏了俄国大部分土地。战线的一边通常是红军，另一边是来自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的部队和千奇百怪的白卫军。主

要的敌人有英、法、日、美等国在北方和远东港口附近的干涉军、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南方的邓尼金和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他们各拥有十

几万到数十万的正规部队。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小规模的白军集团，和来自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干涉军，规模从数百人到数万人

不等，难以一一罗列。所有的白卫军和干涉军都可以指望协约国强大的工业和海运支持，并在1918年11月以后利用协约国堆积如山的战争剩余

物资。红军建立时只有10万部队，到1918年末也只有50万人，其中野战部队不到40万。由于大部分军官反对革命，早期红军的军事素养不如白

军，更不如协约国干涉军。苏维埃政权只能对乌拉尔山和波罗的海之间北方内陆地区的资源和人力进行有效利用（白海沿海不在内），其中列

宁格勒（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两城附近，与15世纪莫斯科公国大致相当的地区勉强算是稳固的根据地。由于战乱和封锁，苏维埃控制区内的

工农业比大战前萎缩了一半以上。无论是比资源、人力还是生产能力，内战前期的红军都远不如自己的对手。然而，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了下

来，而且打败了所有敌人。到1919年底，红军已经发展到200万，将所有敌人赶出了俄罗斯核心区域，让所有对手都承认它是俄国唯一值得进行

谈判的势力。如果把胜利和内战开始时的实力对比结合起来看，胜利是惊人的。



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得益于敌人内部的混乱与分歧。各支白卫军以及在背后支持它们的列强都有自己的利益。初期白卫军蔑视苏维埃政

权，盲目攻击以抢占地盘，并企图为战后瓜分利益争功。到了内战中期，虽然形势需要有组织的作战，但建立在地方势力和旧军官团基础上的

白卫军本来就缺乏真正的权威，一旦部队规模变大，占领富庶地区，军阀的短视本色就显露出来。各个白卫军派系内部尚且做不到有效指挥，

更无从指望派系之间乃至和中间势力的合作。至于协约国列强，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利益不一，正为了更重要地区的利益吵的天翻地覆，也不愿

意为了消灭苏维埃消耗太大的实力。而红军一方指挥统一，各部队尽力合作，又占据了铁路网的中心地区，享有内线优势。因此红军得以灵活

调动主力，利用不同方向敌人大规模进攻的时间差应付各路危机。



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内线优势比内战中的红军还要大的多，因此光是内线优势不足以解释俄国内战的结果。在世界大战中，工人发现自己不仅

要为统治集团赚取财富，而且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去保卫他们的财产。他们对这个要求自己付出一切，却不能给他们温饱与尊严的制度极端不满

，对新兴的革命政权充满向往。这才是苏维埃政权最大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是所有对手的劣势。因为占据了这一优势，苏维埃政权在所有的城

市中拥有天然盟友，可以利用所有的铁路、工厂来支持红军，至少可以通过发动工人来阻止对手有效利用工业资源。红军也因此在城市中拥有

了可靠的兵源，危急时刻还可以就地动员工人民兵来保卫关键要点，这些民兵往往和红军一样善于作战。在工业时代的战争中，这些优势非常

关键。由于类似的理由，无论出身工人还是农民，旧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倾向革命。沙皇和军官团先后驱使他们为了沙皇在中欧的利益或英

法在东欧的利益作战，苏维埃政权却号召他们保卫自己的政权，这种对比严重影响了白卫军的士气和作战意志，为红军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

士兵。



无产阶级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国内。4年的大屠杀过后，英、法虽然战胜，但国内无产阶级发现自己依旧一无所有。他们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牺牲只

是为统治阶层赢得了利润，因此坚决反对继续打仗，更反对(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派干涉军去扼杀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左翼政党组织工人游行示威，港口人员拒

绝装运支持白卫军的物资，共产主义者则向干涉军宣扬革命。这些运动不仅给各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干涉俄国革命带来了困难，也让统治集团意识到再次动

员、组建大规模远征军的可怕后果——彼得格勒兵变的教训就在眼前。所以，尽管白卫军很快证明自己不能抵御红军，但直到苏维埃政权彻底

胜利，各国的干涉军始终没有足够兵力进军俄国腹地。


农民们对这场工业时代的内战持中立态度。社会主义革命与贵族军官的光荣都是农民无法理解的东西，征集余粮的布尔什维克和喜欢烧杀抢掠

的白卫军都不会得到农民的真心支持。但农民们从革命中得到了土地，因此，如果一定要作出选择的话，他们宁愿接受苏维埃政权而不是声称

恢复旧制度的白卫军。1918年6月份苏维埃政权组建贫农协会，以富农为代价动员了一部分农村资源。总的来说，农村是倾向于新政权的。



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是本来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新政权因

此不需要顾及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集团，可以充分动员一切资源来支持作战。在经济方面，1918年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维

埃在工人支持下将大工业国有化，监督一般工业的运行；在农村征集全部余粮，所有物资都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下生产并重新分配。这使得苏维

埃政权能在狭小且被封锁的控制区内动员出远大于沙皇时代的资源，而各路白卫军只能利用残破的民政机构来支持战争。尽管白卫军一度占领

了富庶的南方，但征集的物资必须先由原来的地方势力经手，然后在军阀和军官团之间分配，最后才能低效率地用于战争。协约国通过海运提

供的物资无法弥补如此巨大的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在军事方面，布尔什维克党最初极端缺乏军事人才，领导人中只有当过军事记者的托洛斯基

算是行伍出身，但士兵、士官和基层军官对革命的支持为组建一支正规红军提供了基础。托洛斯基征召了大批不赞成革命的旧军官加入军队，

同时依靠军队底层的支持向各个红军单位派出政治委员，从而建立起兼顾军事素质和忠诚可靠的红军。到1920年，红军在军事素质和骑兵作战

方面已经和自己的对手旗鼓相当，士气和作战意志则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共产党（1918年，布尔什维克改称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也是取胜的关键条件。在十月革命以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与战争制造了大批左

翼组织。但惟有布尔什维克既主张发动人民实行广泛的革命，又坚持要建立一个坚定、强有力、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不论这一主张是否符合

对共产主义理想，在俄国内战的年代，这是唯一能让革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生存下去的组织模式。内战期间，共产党员从1万多增至70万，依然保持中央集权

和纪律严明的特征，还有特务组织负责清查内部。这种组织模式不仅将各地相对独立的革命力量组织成强有力的军政力量，还吸引了不少民族

主义者站到苏维埃一边。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苏维埃才得以发挥其他优势，最终战胜组织涣散，目标不明确的敌人。



尽管苏维埃政权占有上述许多有利条件，但它们发挥作用需要时间。布尔什维克最初只有数千人，红军需要从无到有的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必

须一面作战，一面发展、巩固自己。十月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内战几经波折，苏维埃政权不止一次被逼到看似山穷水尽的境地。1918年7月，社

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叛乱，统帅主力野战军的东方面军司令随即叛变，几乎联合捷克军团攻占莫斯科。1919年，敌人一度攻入列宁格勒郊区，

攻占库尔斯克，威胁莫斯科。
苏维埃和红军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付出了极大代价，或许还带了几分运气，才得以在1920年春天基本肃清了沙俄帝国的中心地区，迫使波兰

以外的相邻敌国要求谈判。



最后一次决定性挑战来自西线。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国，英、法、美都非常重视这个东欧“大国”对苏维埃政权的遏制作用。由于协约

国（尤其是法国）的支持，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蔑视和过度的自信，波兰(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制订了宏大的扩张计划，试图将历史上波兰势力范围所及之处全

部占领。1919年，波兰趁俄国内战占领了明斯克，控制了半个乌克兰。1920年春，波兰已拥有74万军队，在国内利益集团和英、法的鼓动下提

出了苛刻的和平条件，被拒绝后于4月25日大举进攻，5月6日攻克基辅。然而，已经基本扫平内部的红军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实力，在初期的慌乱

过后，红军进行反击。离后勤基地太远、野心太大的波兰军全线失败，几乎在敌境内被全歼。红军跟随败退的波兰军直逼华沙，宣称要将革命

引向中欧，这令西方列强惊恐不已，一直等待波兰胜利的英国立刻出面调停。调停尚未有结果，历史就再次让观察者吃惊。在法国全力支持下

的波兰军在华沙城下重整防线，又打了一个漂亮反击，歼灭了后勤不继的红军一线兵团，双方遂签订和约，俄国放弃了一些领土，波兰则暂时

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扩张野心。这一战役的几次转折表明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已经根基稳固，但缺乏将革命引向境外的能力。



波兰战役以后，国内已经没有能和苏维埃政权对抗的势力。弗兰格尔指挥的南线残余白卫军于1920年末被赶下大海，在法国舰队协助下撤退。

中亚、高加索地区也先后被红军占领。日军于1922年撤出远东，苏维埃政权终于统一了全国。从1921年起，苏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余粮

征集制度，转入和平建设。



5年内战，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00万平民死亡，100万红军战死，伤残者数倍于此，工农业产量分别下降到1913年的20%和50%。这些枯燥的

数字充分说明了内战的惨烈。共产党员在内战中英勇作战，5万多党员战死或殉职，战前入党的党员损失过半。巨大的损失与共产党的迅速扩张

降低了党员的质量和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保存了党的机构和目标。在接下来的大半个世纪中，世界1/6的土地将被这个宣称将建设人间天堂的

政权所控制，其余的地区也将被它深刻改变。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科学共产主义是唯一走入现实并站住脚跟的天堂梦想。



科学共产主义对天堂的定义一如既往的简单：“人类的自由发展”。这并没有什么出奇。但与以往的各种天堂概念相比，出现在19世纪的科学

共产主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科学”。科学共产主义不仅以唯物主义观去考察历史和现实，同时也将自身纳入唯物主义历史观。本书前面的

部分已经详细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大的特点是不对历史事件贴道德评判`，而且认为物质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原因。在这种

立场下，革命者为共产主义理想贴上的最显著的标签是“先进性”、“必然性”而不是道德上的优越性。革命者破除了既往社会制度和文化的

神秘性，否认有什么不言自明的道理。在总结历史上那些天堂梦想未能实现的原因时，他们不会把原因归结为古人不够努力或者道德水平不足

，而是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上找原因，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失败尝试。因此，革命者很理智的认识到，人间天堂必须在旧

制度的裂缝中萌芽，在资本主义的残骸上建立。在世界大战把欧洲打成一片废墟以前，资本主义用全球霸权证明了自己依旧适合这个世界，因

此共产主义者很有耐心的等到1917年。


在发动革命时，革命者不会指望能通过说教解决主要问题，他们直接发动那些最可以依靠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去参与革命，通过暴力而不是宣传

去打倒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取得政权，根据唯物主义历史原则，革命者将立刻改造社会结构，以此巩固革命，消灭资本主义主义社会带来的问

题。然后的主要目标将是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以物质力量压倒敌人、保卫自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信徒是世界上最现实，对

世界认识最清晰、最适应工业时代的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科学”或者说客观规律的尊重是胜利的基础。



不过，能在1917年带来胜利的思想不一定能保证永久的胜利。



夺得政权的科学共产主义者急于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因为这样才能证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同时，新生的苏联既

受到整个世界的敌视，又困于国内经济部门的残破，因此迅速发展工业经济成为了官僚集团的头号目标。列宁也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及其继任者

的诸多问题，但他认定“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潜台词是其他问题将在经济发展后迎刃而解。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将这一

政策推行的更加彻底。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财富太多而陷入大萧条时，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和

相对地位远超沙俄的军事强权。然而，物质竞争并不是历史的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胜利已经证明竞争压力不再

是塑造社会制度的唯一力量。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布尔什维克本应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巨大的成功和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当然也因为

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和惰性，苏联继续在一味追求物质力量的道路上前进。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指望经济发展带来共产主义，不真诚的共产主义

者则赞美经济发展本身。



苏联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使它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承受了最重的军事压力和最大的损失，苏联还是在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并在许多

邻国建立了类似的社会体制。苏联的新官僚对自身体制的信任和对物质力量的崇拜在这时达到顶峰。官僚们忘记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人类自由

地追求新生活，而不是继续在地球这个竞技场中无限制的比拼物质力量——虽然物质力量的竞争依然很重要。一味追求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

同时放弃世界革命理想的苏联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单纯的物质竞争，用竞争压力而不是人类的理想来塑造自身社会。事实上，苏联已经建立了

严密的社会等级，在平民中大力宣扬民族主义，甚至掠夺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盟国来发展经济。苏联尚且如此，其他在苏联影响下建立的社会

主义国家自然依样画葫芦，如此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放弃了自己最重要的理想和武器——摆脱物质竞争规律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让人类自由发

展。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联体制下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它的资本主义对手并无区别，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如因受到社会主义压力而改良的资本主义

。


二战后的几十年间，苏联完善了世界上最大的免费医疗体系，建立了世界第一的陆军，制造了亿吨级的核武器，让成千上万的平民拥有了家庭

轿车和别墅，在人均经济水平接近西方的同时将社会财富更平均的分配。但它依然不能让自己的人民满意。当社会主义把赢得物质力量的竞赛

作为唯一目标以后，那个至少在名义上依然追求理想主义的官僚机构就显得很多余了，更不要说那些关心自身利益胜于关心经济发展的官僚。

一旦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社会就动荡不安。最终，苏联在1991年解体，其余按苏式体制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渐变，或崩溃，也在大致的时间

彻底转向西方体制。这其中原因很多，但20世纪科学共产主义的主流理论过于强调物质力量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强调人类自由发

展的理论却要在已经确定的历史规律中找到自身的“先进性”和“必然性”，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僵化的共产党官僚集团不能也不想去解决

这个矛盾。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最初就因此而埋下了隐患。究竟这一矛盾是马克思的失误还是革命者的曲解，或者是形式所迫，在作者看

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矛盾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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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到那时会

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

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

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

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


20世纪初世界上有16-18亿人，除去农业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口和工业国家的边缘阶层，大概有1/10-1/8即不到2亿的人口能分享到一些工业化带

来的物质生活改善；其中数百万中产阶级及几十万旧贵族、资产阶级则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世界在“进步”，可以指望自己的子孙过上令自己羡

慕的生活，拥有比自己更多的生活选择。这些能分享到工业利益的少数人统治了1900年的世界,因此主流文化充满乐观。在这个时代，少数工业

国家的统治集团控制了84%的可利用土地，直接或间接的统治着农业世界的一半人口，并把除了日本人之外的另外一半农民逐步变成自己的附庸

。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时代；1914年以后延续30多年的世界大战、大萧条、大屠杀与这个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

。



不过，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全球，关心一下16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我们会发现1914年绝不是一个明显的时代分水岭。自1800年以后，西方崛起

的冲击波得到了工业力量的加强，能够渗透到全球的每个基层社区。当1914年到来时，整个农业世界已经在动荡和混乱中度过了1个多世纪，一

些最早遭到西方侵犯的地区甚至已经被奴役了几百年。在这段时间里，西方发起的进攻一个接着一个，不断有传统农业社会被占领、掠夺甚至

毁灭。欧美少数人的“盛世”对许多农民来说只意味着更深的奴役。当然，从基层社区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廉价的西方工业品

。这些冲击打断了农业社会的既有规律，毁灭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平静生活；农业社会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被消灭，还有一部分沦为高贵的傀

儡；适应稳定农业社会的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即便没有被消灭，也被动摇了基础。对于旧大陆的大多数居民而言，这肯定不是一个令人感到

幸福和充满希望的时代。



公正的说。以今天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标准而论，即便世道太平，风调雨顺，传统农业社会中平民的生活也根本就谈不上“幸福”。传说中的“

美好田园生活”要么属于少数富裕乡绅，要么是空头文学家的创作，要么就是简单的把工业社会里的富农生活简单的套在古代背景上，总之从

来没在历史上存在过。真正的古代农民，无论是小自耕农还是佃农、农奴，在物质生活上都极端贫乏。除非在土地资源非常过剩的上升期，否

则平民很难吃到肉食，很少有机会换新衣服，基本上一辈子都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生活。为了维系人口—粮食之间的平衡，农民们被迫溺婴，

尤其是女婴。大部分病人只能无助的等待自愈或是死亡。在现代人看来很平常的一些生活用品，如廉价的纺织品、瓷器等，在当时都是只有统

治集团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农业社会采集、利用负熵的水平所决定了农业社会平民生活的绝对贫困。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千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所有成熟的农业社区都建立了一些简单的福利制度。这些制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均财富贫

乏、剩余产品大部分被少数人占有的现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为包括最底层人口在内的农民们提供了一些生存保障，提高了农业社会的资

源利用率，保持了农业社会的稳定。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村落或宗族往往设有公田，以部分收益扶助老弱、还为包括贫民子弟在内的儿童设立

私塾。设于外地商埠的会馆、同乡会往往会对本乡人提供一些基本的衣食。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免费医药、

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这些都是

农业社区为贫民提供的一些福利。通过将一部分剩余产品转移到最下层——这些产品能发挥最大边际效用的地方，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社会矛盾。另外，一些深入人心的思想文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无论是大乘、小乘还是藏传佛教的信徒，或是西欧的基督教

徒，只要坚信自己的幸福在来世、天堂而不奢望今生的富足，他们就不会因穷困而试图去破坏农业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的

理论则为少数人占有剩余产品的现实提供了充分的道德论据。如前所述，类似的文化结构都是人类社会长期竞争的结果：具备这些文化结构的

社会能够向上层集中更多的剩余产品，相对不容易被内部矛盾所瓦解，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所以这种文化结构最终扩展到整个旧大陆的农业社

会。这些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非常可怜、可笑的福利制度和文化结构，在客观上调和了农业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是农业社会上层建筑中不可缺

少的部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环节。



随着西方工业国家的步步入侵，在那些在经济上依附于工业国的地区，农业社区开始变质乃至逐渐消亡。新的经济秩序未必会减少农业社区的

经济收入，平民们也至少要得到与原来相当的收入才肯主动转入工业生活，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足够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决定了早期工业社

会给平民提供的收入不会显著高于一般农民的收入，新生的无产阶级和为工业国生产原料的小农户无法指望因进入工业时代而迅速摆脱贫困。

这样，一方面早期工业时代的平民并不比原来的农民更富裕，另一方面他们却逐渐丧失了农业社会曾经提供过的基本福利。蔑视一切传统权威

、道德的主流文化则将旧道德对平民的柔性约束一扫而空。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原来的农业社会绝不仅仅是他获得衣食的地方，而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得意时要和乡邻分享快乐和财富，走投无路时

也能指望从家族或村社得到帮助；遇到纠纷，他可以要乡间的士绅、阿訇来裁定；遇到麻烦，他可以向神父、长老寻求生活指导和心理安慰；

他结婚要求助于长辈和媒人，孩子若想上学，多半也要读族中的私塾，死后若是无钱下葬，没准还得向附近的佛寺求一块义冢。一旦他进入由

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他的身份将成为城市贫民、农业工人或是依附于商业网络的专业小农。新的谋生方式未必不能供一家糊口，但原来

农业社会能给他的安全感、归属感、生活目标和道德约束都一并消失了。如果新的世界经济体内不能为他提供这一切，他将被迫向工会、帮会

、秘密会党等组织寻求，最终在客观上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个秩序本来就不属于他。



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生产能力。遗憾的是，由于建设现代工业的稀缺要素为少数人所掌握，所以这些新增财富归属于少数人，大部

分被卷入现代工业经济的人口并不能分享这些财富。这些已经脱离了传统农业社区，却依然贫困的庞大人口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而社会动荡将

严重威胁这种社会体制的竞争能力，甚至威胁社会体制的生存。严重的威胁迫使工业社会的统治集团拿出一部分财富安抚下层。不过，正如前

面曾指出的，上层建筑的变化要略微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工业社会形成制度化的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时间。直到经历了1848年和1870年两次

革命，工业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才开始在西欧出现。同时走上前台的还有能够调和社会矛盾，且适合工业社会的文化思潮——现代民族主义。



安抚下层需要付出一部分物质财富，但现代工业所创造的财富增量基本被欧美这些核心地区的统治集团所占有，其他农业文明的统治集阶层能

维护原有的收入已属不易，根本没有资源在工业经济迅速扩展的大背景下应对越来越大的动荡。事实上，他们自身难保。工业强国需要传统农

业文明地区驯服地提供资源和购买力，如果旧统治集团愿意消极合作，列强并不介意让他们留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他们不合作——这种情况经

常发生，西方军队或政治贷款会迅速消灭他们，用殖民(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或傀儡争取取而代之。因此统治集团也丧失了安全感，那些丧失了权力和地位的前

统治集团成员也被抛入下层，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最后，由于西方商品的倾销和铁路、轮船交通工具的引入，传统农业文明的手工业、运

输业甚至农业都遭到沉重打击。欧美的过剩劳动力可以转入现代工业部门，或者为工业新贵们提供服务。但在边缘地区，大批失业人口在短期

内无法找到谋生之道，这也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在广西兴起，能在两湖得到大量人力补充，西方入侵引起的硬通货外

流和内地贸易路线转移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工业经济的扩展给大部分人类带来的是动荡的生活。动荡随着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扩展，直

到搅乱整个世界。这是因为工业经济体的扩展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只有打破稳定的的农业社会，卖出大量的过剩产品，获取足够的原材

料和贵金属，工业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在维护内部稳定的前提下扩张。核心地区的稳定和边缘地区的动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然而，地球再大也是有限的，当整个农业社会都在经济意义上沦为工业强国的殖民地以后，只有扩张才能生存的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撞上了扩张

的自然边界。这时，不仅整个地球都已经被瓜分完毕，就连已经占有的殖民地由于遭到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甚至不能保持既有的购买力，更不可

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市场空间。资本主义无法再通过加剧边缘地区的混乱来保持核心地区的稳定。对于停止扩张即死亡的工业资本

主义集团来说，唯一可能的出路只有两个——抢占其他集团的殖民地，或是消灭其他集团的商品生产能力。这两个选择都意味着战争。英国这

个地盘、名望与实际潜力极不相称的庞大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个广阔而腐败的国家成了新兴工业国最好的目标。世界大战的动机到这个时候已

经成熟了。


世界上除了发达的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地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的国家——如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或许还包括意大利。它们地处西欧外

围，在工业革命尚未使西欧列强的实力产生飞跃时就与其密切接触，因此这几个国家一方面受到工业强国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半独立的

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具备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工业经济的扩张碰到市场边界时，它们一方面要解决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市场问题，另一

方面还要应付国内骚动的庞大农业人口。在两方面压力下，如果不发动对外战争，这几个国家将最先面临生存问题。众所周知，正是这俄国和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对抗导致了世界大战。



在竞争的压力下，工业强国的统治集团有争夺势力范围的本能，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自我毁灭。如果他们能预知世界大战的规模和后果，知

道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不是任何一方，他们或许不会那么轻松的走向全面战争。但问题在于，大战的祸根并不是在一天内埋下的。开始，在市场

边界问题还不是那么紧迫的时候，可能是一艘巡洋舰的巡视为某个帝国赢得了一个重要的沿海贸易站，几千名殖民地士兵的示威就征服了一个

王国，或是一艘炮艇阻止了对方的廉价走私货进入自己的殖民地。于是各国都尝到了军国主义的甜头，开始扩军，外交政策也逐步向建立军事

同盟侧重。在竞争的开始阶段，军备竞赛的规模并不大，1870年普法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陆军在西欧本土交战，参战兵力合计还不到百

万。不过，在这个全球竞争的时代，一国扩军必将导致邻国和竞争对手的警惕，一个军事联盟的建立必将导致对手们的团结，反之亦然。这种

恶性循环与本来就显得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相配合，在扩张空间日趋紧张的一代人时间里打造了数支庞大无比的军队。在开战后几个月, 英国

这个传统上不重陆军的岛国就编成了100万陆军，此时法国和德国分别拥有440万和760万军队。工业化军队的火力、机动能力与19世纪的步兵方

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军备竞赛中，英法等国在海军、资源、贵金属库存方面占有优势，德国和它的盟国则在陆军质量、重工业、中层人力

资源储备等方面占有优势。两者互有短长，短期内难分高下。因此直到彻底摊牌，没有任何一方在竞赛中认输。



海权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称霸的前提。20世纪早期，当德国决定建立一支公海无畏舰队，试图以更强大的工业力量挑战英国的海上

霸权时，军备竞赛达到了高潮。就在这期间，土耳其于1908年、中国于1911年爆发革命,依附于欧美工业强国的旧秩序被推翻。从宏观视角来看

，最强大的和最古老的农业帝国同时崩溃，这标志着农业社会的旧秩序已经被工业革命的冲击波彻底粉碎，世界上不再有能提供剩余购买力的

空白空间可供扩张。从这时起，任何工业强国的发展都必须以其他工业强国的削弱为代价，大战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阵营和交战方式或

许还有变数，但一场工业强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世界大战只欠一个火种，而在20世纪的世界上，列强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是再平常

不过的事情：摩洛哥的一笔贷款会引起德法两大陆军强国的对抗，俄罗斯在大连建立港口会导致日本发动战争，南非的布尔人对英国的游击战

居然能让德国人欢欣鼓舞。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大战在1914年开始绝不应被理解成一个偶然事件。或许，1914年爆发战争已经够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经过已经有无数本书进行了描述，为节省篇幅和读者的阅读时间，本书只做必要的简述：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被刺。一开始，已经习惯于各种摩擦的列强开始并没有特别看重这个发生在欧洲角落的事件。但奥匈帝国（包括

它背后的德国）略微低估了俄国（以及它背后的英国）对干涉巴尔干的反应，俄国则低估了奥匈帝国借此事释放内部矛盾的决心和德国对奥匈

帝国的支持强度。结果俄国7月30日宣布总动员。由于这个时代军队的战斗能力在动员前后有极大的差异，晚动员的一方要承受极大的初期损失

，而对峙的各方都把希望寄于一场速决战，所以动员迟缓几乎等于自杀。各方面都在迅速动员的同时要求对方停止动员以表明和平诚意，在互

相递送了一系列最后通牒以后，政客和军官们发现几台同时开动起来的战争机器没有停下的选择。世界大战就此爆发，历时30年的工业化大屠

杀从此开始。



1914年，德国在各条战线上占尽上风，西线打到巴黎城下才被挡住，东线的防守反击彻底粉碎了俄国匆忙集结的第一攻击波,海军的一次冒险远

征则把对英国早有不满的土耳其拉做盟友，截断了俄国接受外援的主要通道。不过，这种胜利是有代价的，多线作战意味着分散兵力，这导致

德国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无法达到速胜。1914年东线的胜利和对奥匈帝国东线的支援都从西线主战场抽调了兵力，这直接决定了德国不能在英

国（将来可能还有美国）动员起足够力量以前打垮法国。由于没有海权，长期对峙对缺乏资源的同盟国非常不利。



与德国的战绩相比，德国的盟友要虚弱的多，意大利在协约国海权与利益的软硬兼施下，首鼠两端，最后在1915年反倒加入协约国，但也无法

越过阿尔卑斯山威胁中欧。奥匈帝国在对俄战争中屡屡失利，只是靠了德国援助方才顶住内外压力。土耳其的军队野战能力极差，只能在一些

次要战场如中东、高加索吸引协约国少许兵力，唯一的价值在于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保证俄国的人力无法和英国相对充裕的工业物资相结合

。



工业国之间的战争代表了当时工业社会的最高科技水准。在战争爆发时，内燃机和电力技术远未成熟。一旦离开了离前线最近的铁路线，部队

唯一可以指望的非生物力就是弹药中火（炸）药的爆炸力。这种破坏性力量只能用来杀伤敌人，不能进行可控释放。己方部队和装备的有序运

动，主要还是靠人、畜力，和几千年前的罗马军团没有本质区别。当然，战争中有利用汽车进行补给和增援的例子，战争后期也出现了内燃机

装甲车辆和飞机，但这要么是紧急情况下的权益之计，要么规模太小，不足以影响大局。既有的工业技术和发展速度决定了规模化的机械化军

队要在一代人以后才能出现。由于缺乏能在野外高速推进且保持作战状态的军队，更缺乏在这种状态下对部队进行控制、补给的技术手段，战

争的节奏依然要由士兵的步行速度来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战归根结底还是步兵、炮兵(畜力拖曳)和工兵的战争。



炸药的能量决定了工业时代的火器威力，以人力驱动的冷兵器已经沦为礼仪性工具，工业化的土木建筑能力也远远超过农业时代，但同时野战

军的补给和运动还要靠前工业化时代的人、畜力。这意味着火力和防御压倒了机动，三个作战要素的发展速度不均衡，防守相对进攻要占更大

的优势。在经历几个月的战斗后，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现实，认真的布置了防线。在主要战场西线，双方在动员后，短短数百公

里战线上摆开了近千万大军，全面防守成为可能。即便一方以集中兵力、火力奋力突破，一般也只能在对方的防线上打出浅浅的“坑”而不是

穿过防线，威胁后方薄弱地域的“洞”。从1914年到战争结束，除了1918年德国孤注一掷的大进攻和和协约国在压倒性优势下的反扑，战线的

移动始终不超过数十公里，几公里的推进和一个要点的得失往往要付出数十万伤亡。西线这个主战场出现了对峙。



西线的对峙使德国愿意且有能力抽调一部分兵力和资源去东线。东线的战线广阔，无法象西线那样构筑连续的防线，这削弱了防守一方的优势

。同时，由于兵力相对分散，军事效率更高的一方集中兵力达成突破成为可能。因此德国试图先击败这个最弱的对手，避免两线作战。不过，

尽管德军的素质远远高于俄国，但一些客观原因依然使得德国亦无法在东线速胜。首先，东线广阔的空间固然给了进攻者可乘之机，但也是这

个时代任何后勤机构无法跨越的障碍。无论德国在具体的战役上取得多么大的胜利，也无法在短期内消灭俄国的战争潜力。其次，奥匈帝国这

个盟友过于虚弱，不仅不能帮助德国打败俄国，却经常要德国来帮忙维持战线，即便在面对意大利和巴尔干小国时也是如此。最后，无限的空

间后面，俄罗斯有着近乎无限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1914年它拥有1.8亿人口，比德、奥之和还要多50%，领土更是从东欧直达太平洋。因此

，即便俄国无法从黑海得到英国的大宗物资，即便平均到每个士兵的重炮火力只有德国的1/5，即便某些部队要数人合用一支步枪、赤脚作战，

露天宿营，这个国家还是无法被迅速击败。在取得几次漂亮但非决定性胜利后，德国不得不再次把决胜的希望放到西线。最终毁灭沙皇俄国的

是内部的革命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征服。



海战是舰队之间的战争，平静开阔的海面要比复杂的陆地地形简单的多。因此海战的偶然性远小于陆战，大规模海战的结果很少偏离双方综合

实力的对比。1900年前后海军技术的突破给了工业实力更强的德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机会。但德国海陆兼顾的军事战略限制了它投入海军的

资源。开战时英德无畏战列舰的数量对比是20:14，如果算上战列巡洋舰则是29:18，在前无畏舰和较轻型军舰方面，英国的优势更大。这反映

了英国数百年海上霸权的积累成果。如果考虑到英国遍布地球的海军基地网和殖民地，工业规模刚刚超过英国几年的德国其实离海军霸权还很

远。开战后不久，德国在海外的少数据点就被迅速封锁、拔除。这导致大洋袭击舰打了胜仗无法扩大战果，失败却无可挽回。一些远离本土的

德国舰队虽然转战数月，严重威胁了协约国航运，甚至歼灭较弱的英国分舰队，但他们的战绩也仅限于此。到了1915年，只在英、德本土之间

还存在海军正面对抗。



德国的公海舰队明显超出了一个大陆国家的海军需要。但在英国大舰队的压力下，这支舰队只能在岸防部队和水雷的掩护下保护自己的海岸，

防止协约国登陆部队直接攻击本土。北海制海权属于英国人。在整个战争中，真正的主力对抗只有1916年虎头蛇尾的日德兰海战。日德兰一战

，德国虽然在战术上占了上风，但当30多艘英国主力舰倾巢而出，在海上列队冲击时，德国人立刻认识到英国海军的霸权依旧不可动摇。在整

个战争中，德国再没有尝试去获得制海权。同样被优势兵力封锁的还有亚得里亚海深处的奥匈帝国舰队。由于舰队决战毫无希望，同盟国只有

派出伪装袭击舰和潜艇去破坏协约国的航运。此举等于宣布放弃了获取海外资源和殖民地人力的努力，因为袭击舰和潜艇无法用来护航。袭击

战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917年英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曾因为商船损失巨大而害怕无法继续战争。但现代工业国的战争很少因一两种新武器或新战术而

定胜负，协约国很快发现护航编队可以有效防御潜艇，同盟国靠潜艇取胜的希望消失了。相反，无限制潜艇战还成为了协约国攻击德国的口实

。



1917年，美国加入协约国作战。许多战史将美国参战归结于德国潜艇对公海航行自由的破坏，这过高的估计了潜艇战的作用，忽视了潜艇战并

非在1917年开始的事实，也忽视了英国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单方面禁止中立国与同盟国贸易的行为，哪怕是通过公海。美国对英国公然以武力威

胁公海航行自由的行为给予了最大的容忍，却因为德国的潜艇战而宣战。其真正的原因是美国的资本集团已经和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密不可分

，与新兴的德国工业集团则尚有距离。这种态势既和协约国占有海权有关，也和各个资本集团的发展历史有关。正如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

•佩奇在1917年3月5日给威尔逊总统的电报中说：“从现在开始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的压力已超过了摩根王朝为英法(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支付押金的能力

……为了维持我们大好的经济形势并避免混乱，唯一的出路是向德国宣战，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资本集团必须维护协约国的胜利，

同时以参战为条件，在英法殖民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利益。



开始，德国并没有太在乎美国的作用。1916年的美国军队只有20万训练不足的军队。但美国拥有无限的潜力，从1917年底开始，美国可以每月

向欧洲发送5万训练、装备水平都很高的正规军，这个数字随着时间推移还在不断增加。美国的参战最终毁灭了德国取胜的希望。在一场工业时

代的全面战争中，工业规模和有组织的人口数量远比一线兵团重要。



除了东、西线陆战和海上战场，还有一些次要战场，如意大利战场、近东、中东、非洲、甚至远东太平洋战场等等。南欧和中欧之间恶劣的地

形限制了任何一方在意、奥边界或巴尔干取得决定性胜利，除此之外，只有土耳其本土勉强顶住了协约国的进攻，其他战场都因为协约国占有

海权而在战略上呈一边倒的趋势。



战争开始之初，各国都认为这将是一场以己方胜利为结果的速决战。但实力对比和战争的技术水平使战争旷日持久的拖了下来。那些没有足够

工业资源来维系生存的帝国最终被拖垮（而不是被击败），第一个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在列强中最不缺简单人力，最缺技术兵器和后勤资源。

所以这个国家被迫用人命来对抗对手的工业。显然，大炮不会造反，但受虐待和忽视的士兵早晚会意识到自己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对人力的滥

用最终导致了俄国革命。先是中层的精英借助兵变和社会骚动逼走了沙皇，然后新(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试图以战争证明自己的实力——失败了。俄军主力只在

对付奥匈帝国时前进了30公里，然后在德国的打击下一败涂地，死伤惨重。由失望到绝望的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决心

走一条从来没人走过的路。俄国割让了大片领土和势力范围，退出战争。关于俄国的未来，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



虽然终于把一个强敌打到出局，但美国的到来使德国的希望更加渺茫。德国决定在西线孤注一掷，抢在美国全面参战以前打垮法国。1918年3月

-6月，德国采用了这四年中的一切新战术，将包括巴黎大炮在内的所有新式武器送上战场，居然真的在西线的壁垒中打出一个缺口，经常每天

推进数公里，这在机械化战争出现以前是惊人的速度。德国再度逼到巴黎城下，几乎看到了艾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成就是打破了对手的堑壕体

系，得以威胁协约国后勤体系和未展开的部队。不过，德国在这一过程中消耗掉了大部分机动兵力，而且也缺乏利用这一突破的摩托化部队和

战术思想。最终防线的缺口被美国援军堵住，协约国开始利用美国的新锐力量进行反攻，德国大势已去。



1918年的秋天，同盟国整体崩溃，所有的战线，包括有阿尔卑斯山天险的意大利方向都出现了突破。这反映了协约国在资源方面的优势。不等

到协约国军队开进柏林和维也纳（君士坦丁堡已经投降），同盟国内部就开始解体，军队兵变，工人起义，被统治民族则要求独立。当11月11

日战争结束时，同盟国统治集团其实已经无力控制内部局势，被迫向协约国求助来镇压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从事后观察者的视角来看，这个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无论是人口、资源还是陆军规模，协约国都

比同盟国高出至少50%。如果把美国和意大利计算在内则优势更大。在这种条件下，值得研究的倒不是协约国的胜利，而是胜利居然要等上4年

。前面所说的缺乏机械化军队的理由似乎可以解释胜利的姗姗来迟，但在这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德国在掌握主要陆地战场的主动权，德国

能够在1917年逼迫俄国退出战争，在1918年还将战线深入法国，威胁巴黎，战争旷日持久其实有利于协约国而不是相反。这样看来，协约国在

占尽上风的条件下还胜的如此艰难，德国这个后发工业国利用资源的能力和进行竞争的能力明显远胜于英法等第一代工业国。



按照本书最前面几章的说法，对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竞争能力更强的制度将在长期竞争中取胜。应用这个结论时，必须注意“长期竞争”这个

限制条件。单次竞争要看具体的条件，偶然性起很大的作用。只有反复竞争和长期对峙才能用长期趋势消灭偶然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特

定事件中，由于德国不享有海权，无法利用海外市场和资源，也就无从在战争期间利用更高的发展速度来改善实力对比，只能消耗此前积累的

力量以求速胜。但这个时代的战争节奏决定了战争必然旷日持久。1914年和1918年，德国两次在西线赌博，虽然未必没有一线胜利机会，但运

气没有站在他们一边，类似的赌博还有日德兰海战。当所有赌博都不出意料的失败以后，战争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这验证了前面指出过的一

个结论：“如果制度竞争的参与者数量和制度间的交锋次数都越来越少，竞争的结果将会有更大的概率偏离长期趋势”。当然，尽管竞争规律

不再有效，但历史本身还是遵循唯物主义规律的，只是显得更复杂了，需要更详细的考察具体发展过程。这是这一章及以后的章节比本书前面

的部分更琐碎，更注重细节描述的原因。



从名义上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控制着2/3的地球人口。虽然中国、日本和拉丁美洲诸参战国对战争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但考虑到参

战国的大片殖民地，至少也有1/2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战争达到最高潮时，有3700万军队在各条战线上对峙，最终有1000万军人战死，2000

万军人受伤。直接死于战争的平民可能有数百万，但因为工农业资源被抽去供给战争，间接导致的平民人口损失必然远远超过此数。战争中总

共制造了2761万支步枪，100万挺机枪，17万门火炮。如果能把制造这些兵器（连同它们发射的弹药）所耗费的资源，以及双方损失的1285万吨

商船用于民用经济，能产生的财富也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数字。战争开始时飞机刚刚发明，坦克尚未出现，但到战争结束时，两种兵器分别制造

了18万架和9.2万辆。化学武器和对敌方平民的战略空袭并不是开始自一战，但被大规模使用并视为正常的战争手段却是从这时开始。无论从任

何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场空前(很遗憾，但不绝后)残酷的战争。



这次大战彻底改变了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开战之前，英国是无可置疑的世界霸主，其他国家至多占有区域性优势。法国有强大的陆军，在

保持欧洲强国地位的同时也抢占了许多海外殖民地，拥有大量海外投资。俄国因为有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国土，也被认为是强国。这三个国家

占有了大部分殖民地和资源产地，并在剩余的半殖民地如拉丁美洲、中国占有主要的利益。美国虽然有潜力，但在大战给它提供了方便的扩张

机会之前，只是一个美洲大国，和日本、德国一样只占有少许殖民地，海外投资不多且缺乏保障。德国工业强大，但周围强国密布，资源仰赖

海外，海军和商船进出世界要通过英国近海，发展前景很不乐观。



大战以后，首先英国的霸主地位被削弱。英国有限的人力，尤其是统治集团的精华人力在大战中遭到严重消耗，成千上万原本可以充做殖民地

官员、海军军官、商业经理的人员在堑壕战中被屠杀。另外，英国被迫在全球让出大量权益给自己的“盟友”，一方面换取他们支持自己打赢

大战，另一方面英国也确实不再有守住这些权益的能力。当大战结束后，表面上英国的势力范围扩大了，但实际上，拉丁美洲的市场沦于美国

，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国市场要和美国、日本等后来者分享，并通过九国公约加以确认。在中东、印度、非洲、加拿大等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本土精英的力量日趋壮大，也必须承认他们有独立或投向另一个大国（一般意味着美国）的权利。就连英帝国的根本——海军也被条约限制

在和美国相同的水平上，事实上，英国也不再拥有和美国进行海军竞赛的本钱。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本土工业薄弱，垄断化程度低，人力资源

供给被潜在的社会阶层所限制等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失去了世界海权和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英帝国被迫改组为英联邦。



在本土作战的法国承受了德国的主要压力，这对于工业规模只有德国1/3强的法国来说实在勉为其难。因此，法国在战争中损失了3.5%的人口，

受伤数字还要多上几倍，青壮年男子损失殆尽。从1914年到1918年，战线始终停留在法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虽然最后法国取得胜利，但战线扫

过的地区，一切皆成废墟，连基本的农业建设也得从头做起。1919年法国的工业产量只及战前的57%。战前法国已经要靠投资利润来抵消贸易逆

差，在战时，一向被倚为支柱的600亿法郎海外资产有一半被变卖为战争物资，因此战后法国既少了大宗投资利润流入又没有竞争力强大的工业

，国际收支非常困难。同时胜利的名头让法国统治集团背上了太多的责任和野心，对欧洲霸权的渴望使得它在战后争夺虚幻的欧洲盟主，在海

外维系地盘，这既引起了与旧盟友的冲突，也超出了它的能力。最后，法国面对复兴的德国只能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保持守势。



德国战败，根据协定。德国割让了一些领土，交出大批武器和运输工具，负担巨额赔款。而且战后的军队规模和水平也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惩

罚看似严厉，却没有伤及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根本——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和高度组织化的人力资源。假以时日，德国仍然有世界性强国的潜力

。而从更高的战略层次来看，尽管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取胜，德国却是大国中唯一取得所有预定战略目标的大国——英国的世界霸

权被打垮，法国一蹶不振，俄罗斯帝国崩溃，中欧分裂成一系列小国，依然在德国的势力范围以内。此外，战胜国意大利和日本未能在战后分

赃中得到满足，又不再被英国的海权所压制，逐渐与德国有了共同的利益和敌人，为德国增加了强大的盟友。甚至新出现的苏联都在英美法的

敌视下与德国进行了妥协。自普鲁士时代以来，德国第一次发现周围没有与之重量级相当的对手。因此，只要注入一定的流动资金，德国可以

很迅速的再次成长为经济－军事霸权（相对周围衰落的欧洲列强而言）。当然，作为事后的观察者，我们知道德国低估了苏联，但在1941年以

前，这并不是致命问题，因为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苏联。



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确切的说是维也纳以西的欧洲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除了美国和1905年以后的日本，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欧洲

运转。其他地区的精英，即便是那些对这个秩序不满的阶层，也都把欧洲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当做发展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

是欧洲，这严重的削弱了欧洲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它们被迫把派往殖民地的人力物力调回本土，把向殖民地倾销的物资转为军火生产，甚

至还要征调殖民地军队来助战。这一方面放松了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彻底破坏了欧洲人不可击败的神话。理智一些的旁观者还会想

到欧洲奉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远不完美，因为它导致了如此野蛮残酷、几乎等于自杀的战争。欧洲衰落了。不过，这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主要集中

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工业国并未在大战中受打击，因此欧洲衰落的真正受益者并不是边缘农业地区的本土资本主义集团，也不是传统农业社

会的残余力量，而是美国日本这两个欧洲以外的工业资本主义集团。除了离美国日本都足够远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边缘地区的本土力量要等

到下一场更残酷，更野蛮、波及范围更广的大战才真正有机会选择自己的道路。



美国在战前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某些统计资料甚至认为美国当时的工业产能已经相当于英德法日四强之和。正如前文所述，如此强大

的工业生产能力源于美国内部得天独厚的资源、社会条件，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并没有太多的争霸举动。但这些内部条件能提供

的购买力是有限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生产也逼近市场边界，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1914年钢铁工业的开工率只有50%，

美国急需更多的海外市场来释放压力。事实上，美国海军已经开始执行太平洋战略，取得了一些战略要地。可欧洲战事一开，不仅欧洲列强的

工业转入军品生产，给美国产品让出了海外市场，就连协约国自身也成为了美国商品的大客户，美国工业资本集团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扩张

的天赐良机。大战期间，美国很少有利润率低于25%的工业企业，商船吨位从100万吨增至1108万吨，出口总值增加2倍，战时出超116亿美圆（

读者应该记得这是1918年的美圆）。当战争结束时，美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工业资本集团收回了战前20亿的外国投资，在海外增加70亿美

圆投资，另借给协约国100亿美圆，世界40%的黄金储备已转入美国。就连好莱坞的影片出口也增长了5倍。



这一切的代价仅仅是12万士兵的性命。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就此奠定。



日本是最后一个进入工业时代的列强。无论是战前战后，它的工业-军事能力在欧美列强看来都不值一提。大战中的日本也仅仅扮演了一个配角

，攻占数千人把守的青岛已经是它最抢眼的表现。不过，日本得益于远离主战场却接近欧洲殖民地。它的统治集团在统一的规划下，向欧洲输

出物资，替协约国组织海运，当然也趁机抢占殖民权益。战前日本是债务国，战后的日本已经有了一小笔净债权。大战期间，日本工业产能翻

了一番，重工业扩张比例还要更高。在中国这块最大的公用经济殖民地，日本进口货物占总进口量比例从战前的20%增长到40%强，已超过英美

商品进口之和。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也从14亿日圆增长到35亿日圆。中国逐步从英国主导的公用经济殖民地变成日本独占的经济殖民地，因列强

互相牵制而保持的名义独立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



不过，与美国不同，即便到了1918年，日本依然是列强中最弱的一个。世界大战揭示了工业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本质，日本统治集团对既

有地位既不满意，也感到恐惧，将大部分资源用于再投资和扩军。结果，在工业大发展的背景下，由于民用物资被大量出口到欧洲，物价高涨

，1919年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14年反而下降了32%。国内骚动不已，罢工和动乱愈演愈烈，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移民和继续扩张，即便这意味

着战争也别无选择。日本接下来几十年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



归根结底，世界大战的原因在于商品的“过剩”。工业革命创造了太多的财富，而已经习惯于贫穷的世界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它们。为了

推销过剩的商品，强国互相敌视，最终走向全面战争。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相信大部分读者也会这么想，因为当时的世界明

明有人需要这些财富来改善贫困的生活。不过，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包括“荒谬”这个评价标准的。在存在边界限制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和世

界大战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那个宏观物质力量决定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道德、文化观念能阻止各个工业资本主义集团互相

屠杀。1000万士兵的尸体，十几个王族的灭亡甚至无法阻止被竞争压力所挟持的统治集团走向下一次大屠杀。不过，工业革命还有另外一个副

产品——全球文化-道德体系。尽管这个全球文化-道德体系到今天也很难说成熟，尽管这个全球文化-道德体系在当时只覆盖了少数人口，但毕

竟它可以作为一个根据，让人类反思一下自古以来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对世界大战做出“荒谬”的普遍评价

，就是因为当年的全球文化-道德体系的衍生品已经根深蒂固。在1917年，少数智者的反思与无数底层平民的不满相结合，终于引爆了第一次共

产主义革命。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说，这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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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最初的世界文化-道德体系


人类是理性的，人类做某件事的时候，总要考虑“能不能做到”和“这样做的后果”，以此作为做行动计划的依据。不过，人类也不是完全理

性的，“这样做对不对”尽管无法量化的用数据或事实来考核，却也是人类必须考虑的问题，往往还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认为不对的事情

，有利于自己也可能不做，认为正确的事情，却可能“知其不不可为而为之”。看来在物理定律以外，还存在一种无形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

就是文化-道德体系，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核心。从根本上来说，文化-道德体系真正提供的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通过把具体的人类行和这个

终极目标相比照，我们可以给每件事加上善、恶、好、坏的标签，然后决定是否该去做。比如,在中世纪的西欧上层社会，这个终极目标就是上

帝的光荣，人类的行为规范就是要按既定的社会秩序为上帝服务。具体而言：教士用祈祷来赞颂上帝的光荣，贵族（和骑士）用剑保卫上帝的

属民，农民用劳动来供养前两种人。服从这个秩序的行为就是正确、善行，应该得到肯定和奖赏；挑战这一秩序就是错误、邪恶，应该被制止

并谴责。



对于身处其间的人类来说，文化-道德体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其他行为规范其实都是文化-道德体系的某种表现形式，法

律就是一部分道德的量化体现。在大部分社会里，执法部门能够用暴力干涉某些人类的行为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而且这种暴力行为还能够得

到社会认同，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认为某些行为（比如主动杀人）是不对的，应该受到惩处或至少被阻止。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严

格的按道德规范行事，这其中有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罪犯，也有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不过，铤而走险的罪犯事实上并不否认现有道德的主流

地位，至于伪君子，正如一句老话“虚伪是邪恶向美德传达的最高敬意”，他们都算不得文化-道德体系的真正敌人。真正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反

对既有文化-道德体系的叛逆者、或者说彻底的革命者,一般说来总是绝对少数。除了那些天翻地覆的变革年代，大部分社会都拥有一个稳定的

，足以给绝大多数人提供终极目标和行为规范的文化-道德体系。


对于生活在某个特定社会里的古人而言，他们的文化-道德体系是至高无上的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借助宗教的力量披上神圣色彩。但在我

们这些置身事外的后世考察者看来，道德体系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将各个社会集团的长期利益分配矛盾进行调和的一种规则，是制度之

间竞争的暂时胜利者。在物质竞争起主导作用的社会里，文化-道德体系的特征和基本结构都已经被经济基础所确定。本书前半部分对农业社会

和早期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变化规律做了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不过，作者在上一章已经论述过，几条主要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工业

化充分展开后已经结束，因此无法完全解释现代史和当代社会的文明史。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将对工业化充分展开以后的社会变化趋势

进行总结，为本书的当代史部分和当代社会研究确立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道德体系发展过程的探讨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的一个后果是全球化。不过，一般认为：广义的全球化从1500年左右开始。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工业革命使全球化真正成为

一个不可忽视且不可逆的事件。在本书中，作者以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1840年前后）为界，把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旧大陆发达的航海技术使得远洋贸易成为可能，也使旧大陆发达农业文明有能力把海外的弱小文明及空白地区征服为殖民地。一

个连接了所有文明地区的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各个文明地区（含殖民地）之间能够进行以往陆地交通所不能实现（成本太高或根本无陆路

可通）的经济交流。不过，在工业革命以前，发达地区并不能对落后地区取得绝对的生产效率优势，在旧大陆诸文明中并不存在经济地位明显

高于其他地区的核心地区；而远洋运输所能输送的人力和物资有限，无法用军事或移民等方式改变一个发达农业文明的基本面貌。同时，陆地

运输依然保持在此前数千年的低水平上。因此工业革命以前的全球化并只是意味着各个文明之间部分剩余物资的交流，和部分沿海地区的经济-

政治变革，各个主要文明地区之间长期积累的差异并没有消除。除了西欧的部分发达地区，其他主要文明地区的民族、文化、宗教、政治形式

都大体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由于生物的可复制性，在这一阶段，美洲和旧大陆之间进行的物种交换如土豆、烟草、玉米、马匹、天花、梅毒

等，要比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流动的物资、贵金属、文化、人口更重要。



工业革命的充分展开使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帆船时代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被蒸汽船和铁路所改造，能容许物资、劳动力以前

所未有的流量通过这一网络进行交换。即便考虑到工业化极大的提高了经济总量和世界人口，全球贸易额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和移民占总人

口的比例也增加到了不可忽视的水平。同时，西欧和美国率先从现代工业中受益，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地区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潜

力都达到了其他农业社会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工业发展的不平衡的使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主导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区。这个核心地区迫使其

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从属于自己，必要时可以用军事手段保卫这种霸权。在这种局面下，任何地区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而是

整个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主要的唯物主义规律在工业社会早期还基本适用。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统一的世界经济体最

终将带来一种全球通行的主流文化和道德体系，至少在已经被新的世界经济改造过的地区和社会集团中是这样。曾经因为农业文明的地域性而

并存于不同地区的文化-道德体系将同时发生变化，最终互相融合。当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可以预计：即便这种主流道德体系得以

建立，由于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上层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同，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也会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

种区别属于同一个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而不是永久性的分化。在历史上，贵族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可以信奉同一个上帝，接受同一批宗

教知识分子对道德体系的阐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也同时对儒家官僚和农民有效。虽然同一个道德体系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规定

了不同的行为标准，但底层民众和上层社会之间并不因此而认为对方“不道德”。如果我们认为此前的历史发展将继续保持自身的运行轨迹，

可以想象，在财富分配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大背景下，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全球性文化-道德也将是一个维护既得利益

、在不同的集团、地区呈不同面貌却又统一的体系。



在实际的历史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最多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工业革命爆发、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到1914年，大

概有一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从工业革命爆发到工业力量足以左右世界局势也需要时间。一般认为，两次鸦片战争及克里米亚战争

是证明工业财富和力量已经压倒旧秩序的标志性事件。 从此，工业强权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暴力，迫使非工业强国屈服、开放市场。这样

算来，工业时代的道德和文化只按照传统唯物主义规律运行了五、六十年，不到2代人的时间。由于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

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所以一直到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结束，这种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文化-道德体系其实只是初现雏形，既不能有效的在

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达成妥协，也没有压倒世界各地（包括西欧自身）的本土文化。



尽管这种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扩展到全世界，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核心地区取得垄断地位。但它毕竟是第一个“世界文化”

，第一个能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地区都取得相当数量皈依者的文化-道德体系，第一个形成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它的主要载体是核心

地区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和边缘地区的部分买办-知识分子西化精英——主导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大多来自或师承于这一集团。因此20

世纪的文化-道德发展受到了这一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文化-道德体系也为世界各地之间的人类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深刻的影响了随后的历

史。下面将对它的内容和由来进行探讨：



这文化-道德体系的首要特征是乐观与自信：



18世纪的欧美人还在怀疑人均生活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是否能超过希腊-罗马时期，担心飞速增长的人口是否会压跨经济，甚至争论历史是否在

走向另一个黑暗时代。考虑到欧美社会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他们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繁荣的根源只是数百艘木制风帆战舰所保证的海权

和新大陆过剩的生物资源，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到了19世纪中后期，至少在英、法、德、美等核心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显得很荒谬了

。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居民和他们的父辈亲眼目睹了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和工业财富的飞速增长，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口都承认这是一个前所

未有的时代，一个超出以往任何时代的时代。即便这个时代并不完美，但工业财富确实改善了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生活，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改

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如果这一发展趋势能持续下去（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最终人类（白人，至少是那些祖

籍西北欧的白人）将消灭贫穷、饥饿和疾病，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富足、安宁的乐园。



高速扩张的经济基础和繁荣的社会造就了乐观、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文化。具体而言，在一个扩张性的繁荣社会里，那些过分谨慎小心、

对未来持悲观态度、把大量资源用于维持现状或储蓄备荒的个人或团体相对缺乏竞争力，无法分享迅速增长的工业财富，最终会被淘汰。反过

来，那些敢于冒险，愿意做长期投资，积极寻求扩张的个人和团体将获得大部分社会经济增量，成为主流集团。在这个时代，经济基础最后一

次对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



另外，尽管现代工业经济以指数化的速度扩张，但它毕竟从零开始只发展了大半个世纪，绝对规模与自然界的资源和空间相比还非常渺小。所

以没有人担心资源被耗尽，或是人类生存环境会遭到永久性破坏。在看到喷吐黑烟的工厂或是采空废弃的矿井时，人类心中只会感到自豪，而

不是担忧。即便纯粹的破坏性力量——军队，也在以指数增长方式扩张自己的力量，但对于一个世纪未尝见过大规模战争（从拿破仑战争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即便是拿破仑战争也没有对平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真正的大战恐怕要上溯到三十年战争）的西欧人来说，那不过是

自身霸权地位的可靠保障，不值得为之恐惧。



工业财富的高速增长与近乎无限的可开发资源并存，生产力还没有被市场的绝对边界所限制，这种局面保证了充斥整个中上层欧美社会的乐观

、自信是纯粹的，没有任何阴影。凡尔纳和笛福的小说，浪漫主义的美术和建筑作品就是这种文化特征的典型代表。



理性化与功利化是这种文化-道德体系的另一个特征。



工业和此前已经很繁荣的海外贸易都能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本土的地产和稳定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不再是上层社会物质力量的唯一来源，甚至

不再是主要来源。因此，欧洲稳定了几百上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让位给新的社会结构。尽管保守分子们竭力宣扬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

的神圣性，但在这个时代，文化-道德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物质力量的竞争，那些只适应旧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很快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

圾堆，剩下的一些残片只能融入世俗生活而不是试图指导世俗生活。



另外，从全球来看，由于工业经济体迅速的扩展,原本局限于各个地区的文明互相融合，至少也会互相竞争。原本局限于各个文明内部，声称自

己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道德体系发现自己被迫与许多同样自称至高无上的同类共存。显然，对于具体的信徒而言，上帝和安拉，孔子和穆

罕默德，神父和拉比不可能同时同时具有绝对的神圣，即便在盛行基督教的欧美社会内部，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以及各种小教派也被迫接受

共存的事实。这种以宗教冲突为代表的传统文明之间的竞争也沉重打击了它们原本的神圣性。


传统权威被打倒，但正如前文所述，“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不随技术进步速度的提高而同步增长”，工业社会无法在几代人的时间里

构筑稳定的文化-道德体系，被打倒的传统道德没有相应的替代品，这促成了文化-道德体系理性化、功利化。事实上，这是所有社会转型期的

共同特征。但这个时代与以往的社会转型期并不完全相同。



以往的新技术突破，无论它对社会有多大影响，也只能造成一次性的冲击。因经济基础变化而产生的社会转型有明确的方向，一旦经济转型结

束，上层建筑的变化目标也就基本确定，社会重新进入稳定时期。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是连续不断的：蒸汽革命、电力革命、内燃机革

命、计算机革命..........工业技术的革新从1800年到20世纪，几乎从未停止过。其中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意味着基本生产技术的彻底变革。

（负熵来源和传递、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冲击都足以和炼铁技术的发明或是新大陆农作物的引入相比。由于经济基础本

身一直不能稳定下来，作为依附品的文化-道德体系不仅无法形成稳定的结构，甚至缺乏稳定的发展趋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理性、宽容，

不被任何既有规则所约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风气自然成为社会主流。



当时的人们不仅用科学和理性去解决技术问题，还试图用纯粹的功利计算和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本身。尽管真正的科学拒绝探讨人生的目

的问题，但很显然，科学不主张自身的神圣性，承认自身不过是一系列目前最好的假说的汇总，随时可以根据最新的现实进行修正，这种灵活

度高的柔性规则非常适合这个动荡的时代。至于宗教和其他传统的道德体系，都属于相对固化的行为规则。它们在这个时代虽然还有一定的影

响力，但与当年一统精神世界的盛况相比，几乎可以算的上灭绝了。



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物质财富的潜在生产上限不断提高，那些试图协调既有利益分配的固定上层建筑无论运行的多么和谐

，也无法在竞争中胜过那些鼓励其成员直截了当去追求物质财富的上层建筑。一度盛行的理性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代表了这种文化特征。



否认任何既定权威的理性崇拜最终导致了一个崇尚力量的拜物教时代，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时代。



达尔文的学说本是一个生物学理论，在作者看来，这一学说的核心部分甚至不能被称为“理论”。因为达尔文只是简单的把塑造生物的神圣使

命从上帝手中夺出来，还给毫无意识的自然界。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上帝与其他神灵也同时失去了为人类历史设定目标的任务。人们逐渐意识

到历史本无既定目标，弱肉强食是唯一的规则。更准确的说法是只有崇拜力量、认定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内的社会集团才能生存下去、占据这个

时代的主流地位。于是，为暴力竞争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至少在社会的“潜意识”中成为主流。



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学说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本质区别。达尔文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了物质世界塑造现实

的事实，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试图为这个现实贴上道德标签，认为强者侵略弱者是“正确”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

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一种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相配合的思潮而不是科学。另外，达尔文学说只是指出“适者生存”的事实，是一个事

后观察者角度的描述。但在宏观物质力量成为主要竞争指标的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主张“强者生存”，把单纯的物质力量——财富和暴

力做为预先评判社会制度的标准和个人追求的目标。



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使人们习惯于把道德而不是单纯的财富或暴力作为维系一个社会运转的主要规则。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接近一个世纪以后

，政治家和(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发言人也总是习惯性地为战争和外交行为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过借口终究只是借口，一旦到了不必顾及面子的场合，比如

秘密外交谈判，所有的的决策理由其实都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无论是友谊、道德还是诺言，在利益面前分文不值。所谓“强权即公理、弱国

无外交”、“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是这个时代真实的写照。至于个人或企业的决策，更是如此。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尽管已经开始脱离现实，但由于思想文化变化相对物质基础变化滞后，“人人自利，社会利益自然最大化”的理论正好赶上

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支持。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主流舆论认为底层人口穷困愚昧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不努力，缺乏智慧，不配掌握这个社会的

财富，从而为少数人口占据绝大多数财富的现实找到了道德解释。在短期内，甚至连穷困的底层人口都暂时的承认财富分配两极是不可改变的

事实，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是努力爬上社会金字塔,而不是试图去改变这个社会结构——直到他们在世界大战的苦难中回想起马克思的预言

。



对力量的崇拜导致尚武精神，或者说暴力的高回报导致暴力盛行。虽然在这个缺乏总动员的年代，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但工业国家的统

治集团很清楚工商业利润需要暴力来保卫——无论是针对落后民族还是其他工业国家。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会认为英帝国的富强与皇家

海军的霸权无关。同时，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工业国家的平民们已经习惯于以自己国家的扩张为荣。因此很少进行激烈战斗的军队在社会中

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另外，欧、美、日军官团大多脱胎于旧的贵族武士，与政治统治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直接和

非直接的军人干政屡见不鲜，在德国、日本等后发工业国尤其明显。



在西方扩张的大背景下，工业国战无不胜的军队使西方人们相信，尚武和勇敢是西方人区别于“劣等民族”的一种文化特征，其他民族要么被

认为“不开化”、“不懂得战斗的荣誉”，要么被认为“民风柔弱，不会战斗”，少数几个剽悍民族被形容为“蛮勇而无纪律”。大部分西方

精英认为：西方为了维系自己的优势，就必须保持这种特殊的品质。日俄战争虽然给了这种论点当头一棒，但很快也就被解释为日本学习西方

比较彻底，或是干脆解释为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在这一阶段，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已经成了西方人将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标志。



这种文化特征在边缘地区的精英中也有体现。边缘地区同样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建设独立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而边缘地区向工业化地区

最先学习的领域也正是军事领域。属于这个工业化世界而不是农业社会旧体制的边缘地区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军队或其他暴力团体里。

因此，尚武精神也是新精英们将自己与无纪律的平民区分开来的标志。



1870年以后，由于可扩张的外部空间越来越少，各工业国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新的扩张空间必须到其他工业国家（在许多情况下特指英国）手

中去夺取。于是军备开支和军队规模都迅速扩大，原本作为一种文化特征的尚武精神逐步上升为被认为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民族精神。最终，

尚武精神对增加两次世界大战前期的惨烈程度起了很大作用。



对力量和财富的崇拜也同样体现在各种文化标志上。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是艾菲尔铁塔、英国水晶宫、帝国大厦这种体现工业力量的工程奇

迹，以及各个国家以工商业财富改造的富丽堂皇的首都。也只有在这个时代，一生奉行种族歧视和及帝国主义，不停赞美白人的“力量与责任

”的吉卜林才能成为“世界性”（这个由工业社会精英构成的“世界”）的文学大家。1899年吉卜林在美国身染重病。美国报纸曾逐日刊登他

的病情公报。德国皇帝也致电给他的妻子表示慰问，荣耀无以复加。当然，吉卜林晚年也曾反思帝国主义前途和战争，但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要了他儿子的性命以后。至于前卫派艺术等反思既有工业化社会的艺术形式，虽然在这个时代萌芽，但根本无足轻重、发展缓慢，真正在公

众中取得影响也要等到世界大战过后。这和吉卜林的转变一样，都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实，说明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人群崇拜的是

丰厚的现实利益。



在政治上，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前面曾经指出过，自由主义因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而成为主流。在工业革命以前和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由于扩张空间广大，经

济发展对各个部门、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联系要求较少，所以自由主义能逐渐占据主流地位。1870年以后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在逐步侵

占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但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投射到上层建筑需要时间、各个部门发展不平衡，以及英国等主要大国社会的运行惯性，所以

自由主义共和制度依然暂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脱节将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在前工业时代，资本主义虽然发展迅速，但其物质基础还是农业和手工业。所以，即便在西欧地区，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也还保持着重要的地

位。工业革命以后，凡是在现代工业经济占统治性地位的领域，传统上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权利分配模式都受到了各个阶层的一致质疑。在核

心地区，甚至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利益集团都不得不承认：应该通过选举、考试等方式不断选拔有才干的人进入上层社会，而不应主要依据一

个人的出身来决定他的前途。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同样可以解释这种变化。



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基础变化太快，社会始终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依据血缘、等级等方式确定的政治权力传承尽管可以减少交接成本，提供一个

稳定的政治结构，但在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来管理工厂和社会的工业时代，血缘政治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稳定带来的少许优点根本无法抵偿用

人失当的劣势；何况在许多情况下，稳定未必就一定能促进物质财富生产最大化。其次，人口的繁衍和各个经济经济部门的全面繁荣使上层社

会的人数和比例都扩大，统治集团的绝对人数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了血缘关系足以协调利益分配的规模，因此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政治开始成

为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调和矛盾的主要方式。在内部矛盾较小，大部分问题可以通过扩张来的解决的年代，资产阶级用议会政治足以解决利益

分配问题。因此欧洲古老的贵族阶级逐渐变质，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因农业社会日趋发达而出现的集中决策政体尚未成熟就开始消亡。具体到

各个国家，究竟议会的法统是来古老的蛮族武士集会传统，还是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口号，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历

史观只关心发展趋势，随机的触发因素很少能真正左右形势。



当然，议会政治并不意味着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至少在巴黎公社让西欧统治集团认识到应该对本国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以前，绝大多数

国家的选举权只开放给少数人。被选举权的限制则更严格，80%以上的西欧成年男子都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便在1870年以后，许多所谓

实行普选制度的国家也不过允许30%-40%的成年人口进行投票。除了象新西兰、挪威那样的偏远国家或白人殖民地，在大部分实行议会政治的国

家，有选举权的成年人口过半数要等到世界大战。



归根结底，选举政治的根源并不在于什么哲学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或是权利公有。在传统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依旧有效的年代，任何上层建筑的

稳定模式都只能用能增强外部竞争力或有利于调和内部矛盾来解释。在物质力量高速增长，不进则退的工业社会中，让那些占有相对稀缺、重

要性更高的生产要素的阶层取得更多权利，显然有利于工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因此，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只能被上层社会分享，平民和

贫民阶层连名义上的政治权力也没有。当然，这个上层社会已经比以前大了许多。同时，只要市场足够广阔，允许工业经济不断扩张，底层人

口就能通过出卖简单劳动力够取得足够维系生活的收入，至少不比他们的前身——农民和手工业者差。所以在自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年代，暂

时忽视下层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并不会导致太大的骚动。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主流政治模式是精英主导下的共和制度。在北美洲的一些

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由于人力资源紧缺，简单劳动力和资本、技术同样是稀缺生产要素。因此一部分无产阶级也可以分享选举权

，而不必用暴力革命去争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当时的主流道德观念而言，这种明确由少数人主导的政治制度并无不妥。因为精英主义也是当时西方世界的特征之

一。既然少数精英已经用垄断工业资本和技术的方式证明了他们的相对优秀。那么，让这些在智力上相对优越的人也垄断政治权力，替其余大

部分下等人做决定，自然合情合理。对统治阶层、对整个制度都有利。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财富成为分配选举权的最主要标准。大部分实行

议会政治的国家都根据纳税数量或是收入、财产总额划定了选举权的边界，给予不同阶层不同的投票权。同时，考虑到工程师和知识分子掌握

的工业技术越来越重要，许多国家也允许收入暂时不高，但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掌握技术的阶层拥有选举权。某些国家甚至专门为大学留出

了议会席位。除了富裕阶层和技术、管理阶层，传统上占有土地和管理经验的旧贵族、旧官僚分享了剩余的政治权力。一般无产阶级则处于无

权地位，甚至被禁止结社。直等到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使劳动力也变的相对稀缺，他们才在名义上取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



精英主义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就是白人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祖籍西北欧的少数白人幸运的率先掌握了现代工业力量，从而在整个地球获得了经

济和军事的双重霸权。大部分白人认为霸权源于自己优秀的血统，冷静一些的评论者则认为白人特殊的文化是世界霸权的原因，还有人认为基

督教或是新教是白人取胜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看法，都把白人眼下的短暂优势归结为某种生而俱来的特殊优点，认为其他种族或民族不可能

在保持自身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达到与白人，尤其是西欧白人相同的发展水平。从这个前提出发，白人保持他们现有的地位，无条件的统治其他

民族被认为是正当的，落后民族被认为只有在西方的“引导”下，才能分享现代文明。



在1914年以前，白人的经济-军事双重霸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大部分人，包括许多非西方人都把这一切看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接受了白

人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在殖民地甚至还会传的更离奇。在白人血统优越论的指导下，不止一个国家曾试图招揽西方移民以“改善”本国的

血统。由于西欧的工业帝国在海外连战连胜，许多殖民地士兵直到被宗主国驱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线，才终于在事实面前相信：原来白人

也是可以被击败，可以被子弹打倒的。即便是那些相对理智、相信本民族能够走出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命运的民族领袖，也基本上把目标和手

段定为全盘照搬西欧的发展历程。对西欧发展模式的反思取得主流地位要等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后。



民族主义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中心地区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


从长期来看，当以城邦农业为基础的早期扩张性农业社会结束以后，在以稳定和停滞为主要特征的大环境中，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对于绝大

多数底层人口来说并不很重要。温带农业生产方式的水平保证了绝大多数底层人口始终生存在温饱线上，同时由上层社会拿走绝大多数剩余产

品用于制度竞争或奢侈消费，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主要体现在占有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底层人口“宛如一袋子土豆那样彼此相象”。在大

多数情况下，底层人口会接受所有不太过分的上层阶级的统治，从而被这些不同的统治集团划归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即便在中国这种“早熟”

的民族国家，只要侵略者能采用儒家官僚体制，下层社会也不会太计较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一般来说，在农业社会，从文化概念上消灭一个民

族需要的只是彻底摧毁它的整个统治阶层。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集团受到了威胁，譬如在面对尚未半文明化的游牧民族

劫掠时，整个社会才可能会以民族为单位做出反应、产生真正渗透到全民的民族认同感。



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中，那些能够动员全部社会力量来参与社会竞争，而不是一味维系社会结构，寻求稳定的社会团体能取得最大的竞争优

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基础。具体而言，社会变动促使底层社会成员加入各种团体寻求稳定的生活、维护自己的

利益。上层社会则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迎接挑战。（可能是应付危机，如蒙古入侵，也有可能是在增长的大潮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提高

相对地位，如工业革命、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和此前欧洲的长期经济增长都提供了这种客观环境，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着资本主义进入

主流地位是同步的。



在列强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本国的消费者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买本国的产品，那么本国的企业显然会因此排挤竞争对手，获得超额

利润。如果本国的企业因为民族主义倾向而多雇佣本国工人，或是本国的劳动力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而制止本国企业雇佣外国劳动力，那么本国

的劳动力就能减轻劳动力相对资本的过剩，获得稍微多一些的工资。这是一种互利的循环。在存在外部空间可供扩张的前提下，如果本国的上

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和解，以寻求外部扩张、掠夺市场与资源的方式来缓解国内矛盾，那么他们确实可能存在很大程度上的

共同利益。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在西欧和美国、日本获得了经济基础，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私人爱好上升为主流文化。



当然，这种从未在任何一个国家存在过的全民性集体认同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下层的，即便在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新

型的政权必须同时依靠全民教育体系和警察的力量，才能让底层民众对民族国家产生认同感并尽义务。在意大利、奥匈帝国等虚弱的工业国家

，由于工业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新的统治集团和底层民众之间尚且不能达成利益同盟，民族主义也就缺乏自发形成的动力。在这种地方，国家

或统治集团强行制造民族主义和民族的行为更明显一些。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随着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游戏规则，试图带领

本国复制西方的发展道路，民族主义在边缘地区也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种族文化相对单一的岛国日本真正

走通了这条道路，并在本国大部分人口中建立了现代的民族主义，其他边缘地区的现代民族主义还只是存在于少数西化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雏形

。甚至连俄罗斯这种半工业国家都无法让普通的平民接受现代民族主义。尽管民族主义在世界大多数人口中尚未建立，但已经接受民族主义的

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工业资源。因此在不久以后的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将决定许多历史事件的具体走向，并以经济侵略和工业化战争的方式逼

迫那些尚未建立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



一个文化-道德体系首先定义的是世界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各种事物做出价值判断，最后以这些为前提，为其中的成员定义人生观，作为一

个目标来指导人们该怎么活。人们与文化-道德体系的日常接触就是通过人生观来进行的。世界大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的精英们也在这

个“世界”文化-道德体系中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用语言描述一代人的人生观很困难，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愿意用一部电影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这里只能对其进行简单描述。不过这并不要紧，

因为对于本书来说，这个最初的世界性文化-道德体系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着重论证的是它的存在。



在这一代工业社会的精英们看来，理想的生活首先要有一个机会均等的开始。虽然财产和一部分头衔可以世袭、但至少不应该以一个人的出身

而否定他从事某项职业，甚至进入上层社会的权利。对于这一点，虽然一些保留了许多前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地区还有一些不甚认同，但这种反

对是无法拿到公开场合来讨论的，最多体现为个人的歧视。这种在国家内部广泛上的平等对于早早进入成熟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不算太

希奇，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贵族传统浓厚的欧洲，这算的上是一个新生事物。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阶层与地域之间。随着女性证明自

己同样可以胜任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工作，女性的地位也逐步上升。某些国家的女权运动甚至开始争取将普选权和被选举权赋予所有成年女性。

当然，直到这个时代在世界大战中结束，女性依然处于依附性地位。



伴随平等而来的是自由，这意味着尽可能的让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下决定。比如选择职业、择偶、选择居住地点等等，甚至允许一个人自主的

决定自己的信仰和国籍。而这些权利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属于领主、家族和宗教机构的。当然，任何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知道这种“自由”

并不自由。但这至少意味着人们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坦然接受别人强迫性的决定。



这种平等和自由即便有很多限制，但也是农业社会中任何组织所不承认的。同时，大量的人口在各个地区之间不断迁徙，不再安于祖辈的稳定

生活。因此西欧社会传统上的各种社会组织纷纷解体，工业社会中的人开始以个人身份而不是家族、村社、教团等社会组织来面对这个频繁变

动的世界。个人不再对身边的人负责，也无法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不过，尽管许多人不再固定的从属于某个社会组织或阶层，但在民族

主义和国家主义驱动下，工业化社会的成员从此大都拥有固定的国籍和民族身份。这种身份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生

活，尽义务并享受一些权利，只是其强度远弱于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小型组织。



个人主义和不断发展的世界导致竞争被看做这种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每个人都要在力图比别人、比过去做的更好。如果某个人因为没有进取

心而被淘汰，甚至没有人愿意同情他。个人奋斗，努力爬上社会阶梯，从此成为这种文化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富足成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

的人生评判标准。在这种人生观下，一个理想的人生就是自由的参与社会竞争，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博得自身幸福生活的过程。



以上是对这一时期主流人生观的简述。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这种人生观的在这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是因为遵从它的社会能够产生更多的技

术—管理人员，并为统治阶层积累更多的资本。由于工业物资（资本）和技术-管理人员是这一时期工业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因此这种人生观占

主流地位的国家能够更快的发展工业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类似的，同样占据主流地位的财产私有制则可以用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来解释。

当然，激烈的个人竞争自然会产生对平静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但一般来说，这种怀念虽必不可少却始终无法占据主流地位，不过是冰冷工业社

会中的一点温情点缀罢了。



从理论上讲，这种生活是全人类的目标和未来，这种生活值得尊重并向往。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按前面提出的标准，

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技术-管理阶层的经理、职员真正能过上这种生活。即便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大多数人也只能摸到这种生

活的一点皮毛。许多除了一套正装和当月薪水外一无所有的小职员只能在电影院里憧憬美好人生。至于庞大的下层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第三世

界人口（最多受过初等教育），在物质上并没有脱离农业社会多远，根本无暇关心所谓的新人生观。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被工业化精英们忽略

了。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贫民区的火灾还是中国的内战，成千上万的生命损失都无法在报纸上比泰坦尼克号轮船占到更多版面；中产阶级妇女

们组成的女权组织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她们雇佣的女工在超负荷劳动；这一时期奥运会对职业选手的限制则基本上把体育运动设置成上流社会

的消遣。所谓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生活模式，其实只存在于理论上。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人生观是世界性的，主要还是与农业社会世界各地上

层社会分立的世界观相比，也因为它在接下来的20世纪会起到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工业化世界在真正扩张到全球大部分地区和人口的同时

，也有选择地继承了这种人生观和人生观背后的文化-道德体系。具体的影响将在后面几章谈到。


大部分认同这种人生观的工业社会成员在无法享受理想生活的同时，对正在快速扩展的工业化社会还是持乐观态度，19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也

证明了这一点。在当时，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都大致接受这种人生观对理想人生的定义。所以，无论是奉行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政

权，还是提倡社会改革的左翼政治力量，都许诺将带给所有人类这样的生活。并以此给自己的存在赋予合理性。即便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面对大众宣传时，也不得不把“人的自由发展”这个太过抽象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用主流人生观重新阐述。



新的文化-道德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农业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它引导着大部分工业人口走向20世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所有认

同这一文化-道德体系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从希望维持现状的保守右派到主张社会革命的激进左派，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所未

有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他们对理想社会的定义不同，对实现理想社会的方式也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人类社会将在既有的惯

性下运行，走向人间天堂。如果有什么波折，也是可以承受的小小代价。



历史将证明人类想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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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



唯物主义认为意识依托于物质，是物质运动的产物。当然，这里说的物质运动不限于飞机飞行这种宏观机械运动，也不限于铁矿石被造成汽车

这种不涉及人类自身变化的运动。象人类身体中的神经电讯号这种微观复杂运动，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变异这种社会运动，其本质上也

都是物质运动。从理论上讲可以用科学手段去研究。但是，从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积累的知识数量出发，人类对微观领域或足够复杂的体系，如

人脑的具体运行过程还很难做到量化解释和精确预测。至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不仅异常复杂，而且涉及到人类自身，研

究者既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考察，也无法随意做试验，相对的认识水平还要更低。如果用物理学来比拟的话，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学科

应该还处于前牛顿时代。人类只能对这些领域进行很模糊的定性描述，或是在图书馆、档案馆中记录大量的、无法准确阐述其联系的孤立事实

。



因此，今天的人类和以往的人类都不能精确的描述那些直接与上层建筑相关的物质运动，比如人类尚且不能通过测量某人在某个时刻的大脑状

态和外部刺激来预言此人下一步的思维与运动，也不能很精确的指出某个文化事件将在人类社会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人类甚至不能明确指出

人类的意识究竟与什么样的物理或化学现象直接相关，也不知道如何直接干涉思维的运行。（即便人类拥有这个能力，恐怕这方面的科学实验

也不会被允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并不掌握这些领域的物质运动规律。一般所说的“规律”主要存在于物理、化学、工业技术等人类社

会以外的自然科学领域。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事实：首先，来自生物界的竞争规律也被人类社会所继承，各个人类个体和各种人类团体始终在不断的竞争，竞争

的基础就是宏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其次, 在20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体制、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的传播依赖于特定人类的迁移和特

定社会组织的扩张。在这两个事实成立的前提下，不论上层建筑自身存在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不论某个人类个体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如何变异，

以外界物质力量为基础的竞争都为最终的结果划定了可能的存在范围。具体而言，可以视为客观条件的科技背景和物质条件共同决定了物质财

富生产的上限，那些能够促使生产力达到甚至提高此上限的人类团体将在竞争中扩张，而不能完成这一目标的人类团体将在内外压力共同作用

下被淘汰。在人类团体通过互相竞争进行淘汰的过程中，依附于人类团体的上层建筑也随之扩张或被淘汰。同时，物质条件、科技背景和制度

构成了人类个体的外部环境，由于人类个体之间也存在生存竞争， 因此依附于人类肉体的个人意识也会受到竞争规律的左右。最终能最大限度

促进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在这个上层建筑内获取利益的个人意识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两条历史规律的由来。



这两个历史规律其实并不能帮助人类理解社会和思维的具体变化过程，但既然上层建筑和思维都必须依托于外界的宏观物质力量而存在，我们

就可以通过宏观物质运动的规律来推测上层建筑和思维运动的变动趋势。这是一个很简单，同时也很巧妙的科学方法，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创

举，进化论的创立就是很相似的一个例子。19世纪，达尔文在给出进化论的时候，并不知道遗传基因的存在，甚至连同时代孟德尔的遗传因子

假说都不了解（孟德尔的理论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在1920年代才得到验证）。但他通过观察确认自然界中存在以食物和生存空间为基础的

生存竞争，再考虑到生物的先天性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代。于是，达尔文推论：千奇百怪的物种和各个物种的特异器官都是地球环境

塑造的结果，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进化路线基本决定了生命的样式。无论生物基因的变异是随机变动还是遵循什么人类所不知道的规律，生存

竞争只允许那些适应环境的生物占据主流地位。比如北极不会有不耐寒的动物，赤道上也少见毛发厚重的物种。至于究竟是什么内部原因决定

了这些物种的性状，达尔文坦率的回答“尚待考察”。



通过对竞争原则的巧妙运用，马克思和达尔文绕过了人类暂时不能解决的困难，对历史和生物界做出了简明而不失精确的解释，这是他们智慧

结晶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本文前半部分的原则。不过，所有规律都有其适用范围。在利用某个规律来解释事实、预测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

先确定规律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了眼下的情况，所分析的样本发生剧烈变动时尤其如此。本书前面的部分曾粗略的论证了竞争规律在19世纪以

前，也就是工业革命尚未充分展开以前的适用性，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简要分析。鉴于工业技术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连续不断的冲击

，在这一章，作者将考察常用的两条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是否在工业革命后的当代社会成立，以及是否能用来指导未来。



通过详细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条规律的由来后，我们可以知道它们成立的几个前提：



首先，这两条规律都是统计规律。所谓统计规律，就是忽视具体个体的运动方式和特性，只考察整个群体的平均特性和整体运动趋势所总结出

来的规律，这种规律不能用来解释或准确预测单次事件的过程和结局，但只要被考察的个体和范围不断增加，这种规律就有其用武之地。比如

热力学定律可以指导蒸汽机的设计，但不能用来预言单个水分子的运行轨迹；交通流调查数据可以用来为路网建设做依据，但不能帮助交通警

察追捕肇事逃逸的汽车。同样，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具体到某次社会制度变革和某个特定的个体的思想变动，遵循唯物主义的科学在今天尚

且无法完全解释和精确预言。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与社会地位不相适应的思想完全可能在某个单次竞争中取得

优势甚至胜利。不过，只要参与竞争的个体（个人或制度）足够多，社会变革或思想斗争足够频繁，那些在当前背景下更能促进物质财富开发

利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就肯定会取得绝对的优势，那些与大趋势相反的偶然现象会被更多的其他正面现象所淹没。



统计规律的有效性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具体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规律，承载制度的“样本”就是能维系一个制度独立存在的

文明社会，可能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个地区、一个联盟、一次冲突等等。前面已经论证了:由于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旧大陆农业地带内部的

相似性，农业时代的旧大陆可以算做一个接近理想状态的制度竞技场，能够提供足够的竞争，足以保证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采用最符

合当时技术背景的制度。



工业革命后的技术进步使交通越来越方便、通讯越来越便利；工业财富的增长也给一个庞大、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僚体系创造了生存条件，这意

味着国家或帝国的规模上限越来越大（包括它们控制的殖民地和附庸国）。象英国、美国、苏联这种世界性霸权和中国、印度这种本土有数亿

人口的国家都成了寻常之事。同时，全球性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渗透在轮船和铁路的支持下成为可能，竞争烈度不断上升，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连

同它们所支持的上层建筑一并被消灭，或沦为附庸。



国家规模的扩大也和已探索地理空间的扩张有关。旧大陆的人类曾利用航海技术将整个地球纳入自己的控制，一些世界性帝国的基础也正是远

洋商船和舰队。不过，地理空间的扩张是有限的，在美洲、非洲、大洋洲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空白土地供殖民者开发。因此帝国扩张的速度很快

就就超过了可开发土地的增长速度，帝国的规模最终足以和整个地球的大小相比，参与竞争的独立社会集团自然越来越少。19世纪早期还有六

七个欧洲强权争霸，另有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保持传统大国地位；到了世界大战时代就只剩英、德、美三国在附庸国的帮助下角逐霸权，冷战只

有美、苏两个主角。



随着参与竞争的社会集团越来越少，竞争结果的偶然性将越来越大。打个比方，如果棋手A略强于棋手B，对奕有六成把握取胜，那么如果比赛

1000局，几乎可以肯定棋手A将在总成绩上领先，强者胜率接近100%；随着总局数减少，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来越高。在七局四胜时胜率为71%

，五局三胜时为68.7%，三局两胜制下，胜率降到65.2%，单局决胜负时胜率又回到60%。类似的，如果制度竞争的参与者数量和制度间的交锋次

数都越来越少，竞争的结果将会有更大的概率偏离长期趋势。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就是很好的例子（后文将就这一事实做详细讨论，这里只做

抽象的论证）。



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内，不受控制的经济自由竞争会导向垄断，以物质力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竞争也一样。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主导、结合

西欧日本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一统世界，垄断了先进工业技术、控制大部分自然资源和铸币权；能够随时消灭挑战现秩序的中小国家而

不必顾及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地区大国的意见。以往多种制度依托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进行竞争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读者应该记得，前一章

曾经指出工业经济体系内部很难产生新的独立经济体系，因此，现存的垄断性西方体制在内部和外部都缺乏竞争压力，统治集团和依附于它的

上层建筑没有随生产技术增长而更替、变革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总结而来的唯物主义规律失去了存在的基

础。



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另一个前提是物质力量能够主导思想、社会运动。具体而言，这要求文化、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依附于特定的社区、

民族、国家、文明等社会集团，思想依附于特定的人类个体。当某个社会集团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时，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随其扩张而扩张，或

是迫使其他社会集团向其学习；竞争失利则意味着特定的上层建筑随社会集团的衰弱或灭亡而被淘汰。思想在社会内部的传播也一样，社会地

位较高、闲暇时间多的的人很容易赢得追随者，穷困而死的寒士甚至没有机会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理论创新。在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早期，宏

观的物质力量给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划定了严格的轨迹。



通过分析物质力量对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具体影响方式，读者应该可以看到，这种决定性影响只有在思想传播缓慢，生存竞争残酷、人类个体

迁徙较少的社会中才成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不成立，都足以威胁到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本身的基础——如果思想传播足够便利、成本足够

低，比如说人人可以免费使用互联网，那么即便是最穷的人，只要提出的思想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有可能在饿死之前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主

流思潮。如果生存竞争不残酷，比如说为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那么一时得不到足够财富的人或组织就无法和他们的

文化、制度一起被淘汰。如果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不断的长途迁徙，缺乏物质竞争力的思想和文化就无法随特定社区的消亡而被彻底淘汰。



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三个条件，但在工业革命进行了两三代人以后，这三个条件都开始消亡：现代工业支持的印刷术和

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义务教育大大提高了思想传播速度，同时把思想传播的成本降低到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水平，这一进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1848年欧洲大革命和1870年巴黎公社虽然失败，却能逼迫统治集团开始为无产者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险；远洋航运和政治经济格局的迅速变化则

促进了大规模人口迁徙。到了20世纪，由于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化，传统唯物主义规律成立的第二个前提在核心地区也不再成立了。



思想和上层建筑的扩张并不等于有形的物质结构的扩张，任何时候都不是。只是在农业社会，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一度限制了它们的自由传播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特定的社会集团或人类个体取得竞争优势时，思想和上层建筑才能被动的扩张。但即使在农业社会，某些局

部领域内也有相反的个别例子,比如说适量的苦修或殉道行为有时会增加某个宗教的皈依者。这同螳螂的生殖方式相似——完成交配的雄螳螂按

基因的指示把自己做为雌螳螂的食物，用自身遗传因子的消亡换取更多遗传因子的可靠复制，从而使这种自杀方式能代代相传。在考察古代史

时，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考察的主体是思想和上层建筑，人类和人类社区就象雄螳螂的躯壳，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



既然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得以成立的2个前提条件均已不成立，这些曾经很有效地解释古代史和近代史的规律就不能再用来解释当代社会，更不能

作为预测未来的依据。不过，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状态并不比他们的农民祖先好多少（如果

不是更差），温饱、医疗等生存问题依然是影响这些人口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只能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减少这种贫困社区

的数量。因此，物质竞争规律还可以解释今天许多具体社会问题，这在第三世界尤其明显。但无论如何，以竞争规律为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规律

不再应该用来预测全人类的未来，因为读者和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显然是今后数十年甚至数年的历史走向，而不是千年以后是否会有人间天堂

。本书前面十几章所应用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即便这些规律继续成立，在短期内（几年或几十年），偶然

性或其他因素往往会压倒长期趋势。



以物质竞争为基础的历史规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历史观的结束。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按照目前主流的说法，用“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特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条规律。本书标题中“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正是指

这两条规律已经不再有效。不过，这两条规律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分析传统社会时的两个成果。它们因其简洁、有效而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

的标志，甚至被某些人认做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全部，这种错误观点应该得到纠正。



在本章的开头，作者已经指出：物质运动的范畴远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运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变动也属于物质运动，可以被唯物主义为

基础的科学所考察，并用尽量简洁的规律进行概括。规律都有它的适用范围，所以背景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历史规律的出现和结束。但某个规律

的结束不等于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是科学原则的结束，即便这个规律已经因为历史因素被命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科学作为一种思考方

式，虽然不是人类考察世界的完美工具，却是人类能找到的最好的工具，是我们无法放弃的东西。在本书后面的部分里，作者将继续以科学原

则为基础，尝试寻找新的历史-社会规律；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用简洁的规律来概括的现实和偶发事件，作者也将尽量精确地对其进行逐个描述，

从而为探讨当前和未来的人类社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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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马克思、列宁和他们的时代



马克思生于1818年，逝于1883年，作为律师世家的后代和接受了大学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马克思本可以很轻松的成为上层社会的成员

，享用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财富和地位。但马克思放弃了这种富裕舒适的生活，他宁愿去做一个叛逆者，一个与黄金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对

的叛逆者。马克思不仅参与了工人国际组织的活动，以行动为击败资本主义贡献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

展过程，指出了资本主义无法回避的根本矛盾。当然，除了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和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方式

也做了重要预言。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了《共产党宣言》，1867年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这两篇作品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内搅

的世界天翻地覆，给共产主义做出了初步规划也深刻的改变了资本主义。考虑到马克思作出这种分析和预言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我们不得不赞叹他是一个天才。



列宁生于1870年，逝于1924年，如果说马克思的伟大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那么列宁的伟大则体现于他的行动。列宁也曾在1916年发表《帝国

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变化做了详细论述，科学的解释了世界大战的原因。不过，列宁最伟大的

行动肯定是在1917年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第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但它是

第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生存下来，让所有敌人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其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权。经过几年残酷的战斗，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

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击败了包括来自世界所有强国的正规干涉军在内的数百万敌人，在世界1/6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国

家。这个国家继承的是所有资本主义强权中最弱小的经济基础，但在列宁逝世后，它粉碎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侵略，然后在一种与主流

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下成为超级大国，将2-3亿人口的生活水平从赤贫提升到世界中上水平，还支援了数十个国家的民族、阶级革命。

虽然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所建立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理想在这个政权内部消逝的甚至更早，但作为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列宁将永远是人类在现实社会中追求理想主义的一个典范。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再到1917年十月革命和二战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浪潮，社会主义运动构筑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实力也

在不断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飞速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红旗下纷纷独立，渴求面包与尊严的无产阶级时刻准备迎接全球革命

到来；而同期的资本主义却陷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被产品过剩和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导致的暴动所困扰，逐步垄断化、军国化，最终

以两次自杀性的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自己。在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此消彼长，源于西欧的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榜

样似乎即将成为世界的未来，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



在今天看来，当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很严重的问题和历史局限性，最终间接导致了第一次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

前，它确实是对人类社会宏观运动描述最精确，预测最准确的理论，这也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本章下面的部分就将以19世纪与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为背景简述这一理论。



在分析以前必须说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和列宁均已去世，自然不可能再出现绝对“权威”的理论阐述。

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马列主义思想甚至未必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不过，对于生活于21世纪，要从理论分析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的作

者与读者而言，有意义的是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社会主义运动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流地位，被大多数世人所认同为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因此本章暂且忽视那些非主流的马列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自身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历史和社会研究，主张从绝对客观的视角去考察人类社会，这也正是本

书的出发点之一但是，马列主义不仅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做出陈述的理论，马克思自己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

于改变世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马列主义是革命者理解社会的背景材料，同时也是革命者推翻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重新规划新社会的

指导理论。革命者不仅用历史规律去解释新社会的胜利，还宣称新社会是一个更美好，更进步，更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



这种目标其实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唯物主义。因为科学是客观的，绝对不会以道德为基础给任何历史事件带上“进步”或“美好”的帽子，为历

史设定一个目标更是从根本上违反了科学精神，后面几章将会具体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把“先进”定义为财富的增长和人类改造世

界能力的扩大，那么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在工业革命前后的数百年内确实在“进步”，其中的大部分居民都直接或间接从这种“进步”

中得益。即便以今人的眼光看来，把尽量发展工业经济、让大部分社会成员享用到尽可能多的工业财富做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还是正确的，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传统马列主义的核心论点之一。既然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的思维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那么就不应该把思

想、文化、艺术、信仰等精神运动看做独立的领域，更不应该认为精神运动具有什么独特性，以至于会主导物质世界。（应当注意，这并不是

说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作者并不认为一切思维都被外界条件精确的决定，毕竟牛顿时代机械决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比如说，在传统农业社

会中，主张人人平等的宗教容易在下层社会得到支持，而主张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宗教则更受上层社会的青睐，这并不是因为两种人的头脑有

什么区别，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思考方式。



不过，必须指出，这个结论是一个长期统计性的结论，不能用来精确预测每一个人和某个具体时间的社会状况，唯物主义是承认偶然性的。而

且传统马列主义也不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事实上，革命作为一种以人的智慧来对社会进行规划的行动，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对社

会存在进行干涉的体现。但从长期和宏观来看，人类群体的社会存在确实决定社会意识，因此革命最终还是把改变社会结构作为主要目标和巩

固革命本身的必要手段。绝对不存在只停留于精神生活的革命。



既然“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而

言，广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关系可以影响生产力的发挥，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生产关系要么在制

度竞争中被淘汰，要么被内部产生的新制度取代，所以在长期看来，生产关系因为自己对生产力的作用而服从于生产力水平。道德、文化、宗

教、艺术等附属于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也因此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



本文前面的部分也反复应用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不过，任何规律都不能无条件成立。具体到这条规律，只有在生产关系能够利用

生产力的增长来淘汰或取代旧制度时，生产力的变动才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同步变化。前面几章论证了旧大陆农业社会基本符合这个条件，但这

条规律在工业时代是否能成立，仍然需要考察。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后的军事力量与工业经济规模和水平基本成正比，而且人类从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军事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制度

之间的外部竞争压力大大加强了。不过，当人类的破坏力足以摧毁全人类以后，继续扩大破坏力并不能增加军事竞争优势。人毕竟不能被屠杀2

次，地球环境的崩溃也无法通过发达的工业经济来挽救，所以军事竞争压力的增长有一个限度。具体到我们这个世界，军事竞争的极限就是核

武器的量产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苏联的核武器发展到足以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全面破坏，在这以前，特别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生

活的时代，军事竞争依然可以提供足够的外部压力，作为淘汰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力的制度的重要方式。



外部竞争压力的有效性还有赖于地球上有足够的竞争者来参与竞争。在农业时代，不需要太大的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为新制度

提供运行空间，这一点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了。在早期工业时代，由于技术并不复杂，主要关键资源如煤、铁等分布广泛，因此有多个社会条

件合适的国家可以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进入工业时代，参与全球性制度竞争。但随着工业体系越来越庞大，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门槛越来越高

，一方面落后地区很难产生新的工业国家参与竞争，另外一方面既有的工业经济体不断合并、扩大，最终形成了几个互相依赖的寡头，竞争的

有效性下降了。另外，在工业经济体的规模已经足以和地球的大小相比时，由于重点工业资源和市场分布极端不均衡，取得先发优势的经济体

，其领先地位很难被后来者撼动，虽然后者可能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现实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转变大概发生在20世纪前期。在马克

思列宁生活的时代，世界上尚有大小不等的7-8个强国拥有基本独立的工业经济，并基本能做到重工业所需的资源自给（来自本土或殖民地）。

19世纪80年代日本能从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这说明当时的世界还可以比拟为一个经济制度的竞技场，外部竞争压力能够促

使上层建筑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生产力发生变化。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旧制度内部取代它。农业社会取代游猎采集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一个文明在短期内获得庞大的扩

张空间时，如西欧在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面临的局面，自由资本主义也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内部产生，并在能够开发外部资源的中心地

区率先取代原有制度。比如说某个企业可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率先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在拥有无限市场的情况下，通过排挤、并购、

以竞争压力促使他人仿效的方式来进行制度扩张。随着新制度的壮大，海外贸易的受益集团与旧秩序中的上层阶级会争夺权力和资源，最终爆

发直接冲突，完成新旧制度的更替。不过，这种事实得以发生的前提是新制度能够在小到一个企业的范围内表现它相对旧制度更强大的竞争力

。如果某个新制度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表现出它在经济上的优越性，那么它是很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旧制度内部得到发展的，因为这种新

制度多半会在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前被自发淘汰。



上一章曾经指出，在农业-手工业时代相对独立的各个经济部门在工业时代因共同的重工业基础而一体化、标准化。没有哪个企业或部门可以脱

离整个工业体系谈“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某个新兴的制度能够促进整个工业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除非这一制度在短期内取得对整个

工业经济的控制权，否则的话由于工业经济的一体化和标准化，新经济制度所控制的少数领域要么改变自身、屈从于旧秩序的压力以保证自身

能够依托于工业经济而生存，要么只有灭亡一条路。由于现代大工业体系的不可分割性，新经济制度往往无法从0开始，以渐进的方式取代旧制

度，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或对外战争等事件。当然，这种规模壁垒毕竟只是一种静态的障碍，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在经济上更优越的新制

度总有机会取得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工业革命以后历史进程越来越快，往往等不到“足够长的时间”，技术背景和大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

就已经再次变化了，所以，在某些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的地区，大工业体系的运行特性成了导致经济制度相对滞后于工业发展的原因，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的大工业时代，英国的许多重工业部门依然盛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不过，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结束，发达国家的工

业部门完全结合成垄断组织以前，这种滞后现象并不严重。



总而言之，马列主义中常用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结论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大体上还是适用的，虽然这并不能保证它在随后的历

史发展中依然成立，但对于需要解释历史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进行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而言，这个结论的指导作用还是很充分的。



从文明出现到21世纪，旧大陆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部分人类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名为国家的政治集团内生活。对此事实，马列主义解释

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家出现的原因，国家是统治阶层的工具。这一论断也要放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历史

背景下进行分析。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拥有有固定疆域、国民、稳定的文化传统、法律体系、以及官僚机构和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的国家并没有神圣的光

环，它的出现和教会、企业、海盗、黑手党等团体的出现一样，都是生存竞争在人类社会中延续的产物。前面已经具体解释了制度更替的两种

方式——外部竞争和从内部萌生新制度，在制度竞争中，国家这种制度长时间占据主流地位，这是因为它的竞争优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在漫长的竞争中，与一味追求暴力的纯军事团体或只强调文化认同的宗教团体、只关心利润的商人团体相比，国家把金钱、暴力、文化的力

量一并结合。它既承认上层阶级的特权，也注意不把下层社会逼入绝路；既能压制内部新制度的挑战，又能在外部竞争中抵挡入侵并进行扩张

，因此国家制度占据了大部分农业地区，把大部分人口都纳入自己的控制。



当然，国家的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了所有土地、人口和力量。海岛上有海盗，商业发达地区有商团，非政教合一的国家有独立教会，

深山里有土匪，江湖上有黑社会，远东地区有儒士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不受或不完全受国家控制，拥有相对独立的暴力、文化或经济

权力，它们的存在也是人类社会内部制度竞争的结果。直到今天，虽然相对实力在工业革命以后得到加强的国家制度基本上垄断了土地和人口

的归属，还把许多经济权力结合到国家政权内部，但独立于国家的权力依然存在。权力和资源在各个制度之间的分配取决于竞争环境，没有哪

种制度具有天然的必然性。



制度竞争包括内部更替和外部竞争两种，一种制度的产生肯定要从内外两方面找原因。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能抵御其他制度的军事入侵与文化

渗透，必要时还要对其他制度的地盘发动入侵，扩大自身的存在范围；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保持内部的稳定性，既不能让上层社会聚敛太甚

，迫使下层发动革命，又不能让下层保留太多的剩余产品，以至于上层社会缺乏足够的资源以保持其文化特性并与其他制度相对峙。简单点说

，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力量自卫和扩张（力量不限于军事，文化、宗教、工商业都可能帮助制度扩张），一方面要保证内部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矛

盾不激化。国家就是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一种制度。



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国家的产生与长期存在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但传统马列主义的似乎偏重于后者——“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

和的产物”。固然，一种无法解决内部阶级冲突的制度是无法稳定存在的，但光是有内部矛盾，还不足以让国家这种形态在历史中占据如此之

重要的地位，甚至不会让国家以我们熟悉的面貌出现。传统马列主义之所以强调内部矛盾，必须考虑到这种理论的产生背景。



工业革命和此前的海上霸权使西欧的工商业以远超过农业增长的速度发展，工商业在经济中占的比例超出了此前和同期的任何地区性文明。大

部分工商业部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效率在迅速扩张的年代要远高于小业主的家庭作坊，在工业革命后尤其如此，因此工商

业的迅速增长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曾经是农民或个体工商业者，他们

在经济的压力或诱惑下放弃了自己在农业社会中的位置，平均生活水平一般来说并不比同期的农民更差。不过，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在

经济衰退时取得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同样贫困的农民。另外，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因为离开固化的农业社会而增长了见识，知道

如何建立新组织、利用组织的力量来为自身谋取利益——这些特性在几千前中一直是由上层社会垄断的，因此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破坏既有

社会秩序的倾向和能力远远超出此前被禁锢在传统农业小社区里的农民。随着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为了维系自身的地位和制

度的持续，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上层社会必须安抚或镇压尖锐程度远胜于以往社的会阶级矛盾。



如前所述，海外扩张是工业革命的诱因，同时，海外扩张也使得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后都拥有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空间。因此，在工业革命前后

，虽然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强弱不断改变，但它们面临的外部条件是相似的——与其倾全力在本土向邻国发动战争，不如用更小的代价

到海外争夺利益。1870年以前，在盛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欧，上层社会之间维系了很长时间的和平。当然，和平不是绝对的，偶尔也会有拿破

仑战争这样的事件，但很少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某国的制度产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从总体来说，上层社会之间竞争的缓和使得国家机构的

作用偏重于对内镇压破坏性力量，直到普法战争后，各大国才把国家机器的中心偏向于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做准备，但依然时刻警惕着下层的革

命。



在一个无产阶级日益增多，经济危机频繁出现，欧美社会内部相对和平的年代，各国上层阶级建立远超前代的警察、监狱、军队、法庭和庞大

的文官体系自然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的威胁。考虑到此前欧洲因中世纪政治体制残余而长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和(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

调和的产物”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



在经济上，传统马列主义认为商品的价值应该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定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交换。占有资本的资本家不参与劳动，不创

造价值，却占有商品的部分价值（剩余价值），因此这是剥削，是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因为资本家占有大量财富却不具有相应的购买力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避免生产相对过剩。在过剩产品无法向外倾销和技术进步不足以提供投资需求的前提下，社会会爆发经济危机，

生产和消费螺旋下降，过剩与贫穷并存，直到生产力被降低到一定水准。



马列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理论显然是马列主义从历史到现实的关键所在，因此也是反对者集中火力批判、攻击甚至漫骂的领

域。本书在此也将结合19世纪-20世纪前期的历史背景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



先说劳动价值论。不考虑少数人占有垄断性自然资源，如耕地、石油、关键交通枢纽的情况，人类用来消费、交换的物品肯定是劳动成果，里

面凝结了人类的劳动。如果把主流社会的劳动强度、效率都取一个理论上的平均值，然后以单位时间的平均劳动做计量单位，确实可以算出生

产大部分商品所需要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一般来说，人们并非是按照这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来交换商品的，商

品的价格由供需决定。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前提下，商品的交换价格会在其真实价值附近上下

浮动，平均值接近其价值。



既然价值只有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平均价格中才能体现出来，能以劳动价值论准确的描述的社会就应该是那些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

定的社会。否则就得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修正，或是把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个局部范围。从工业革命到今天，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规模和占有

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劳动力和资源基本来自传统农业社会，但除了工业革命最初的一代人时间，重工业产品——生产

扩张的根源所在，却只能来自重工业自身，因此重工业产品和重工业本身在很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稀缺的重要物资，整个社会自然也不能被看做

一个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定的社会。一个严格依照劳动价值论设计的经济制度和古典西方经济学一样，只适用于局部领域的分析

。



传统马列主义经济学中的“剥削”概念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必然推导结果。既然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劳动，那么不直接参与劳动的人占有商品

显然就不属于“合理”分配。不过，读过开头几章的读者应该知道，本书作者是坚决反对把“合理”这种属性引入唯物主义分析的。唯物主义

分析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如果你试图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历史，就不应该使用道德标签或感性描述。



具体到剥削这个问题，作者还是要强调，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工业社会都远不是一个平衡、稳定的经济体，直到今天，工业生产能力尚且没有

满足全人类的生活需求，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能力甚至没有完全占满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在不断的扩张。正如前

面对资本主义的讨论——能主导扩张的一方在产品分配中占有优势。在工业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时，资本家占有工厂和重工业产品，而无产阶级

只能出卖劳动力。只能来自重工业的重工业物资供应有限，劳动力却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无限征集，在工业水平能够提高农业生产上限后更是

如此，因此占有相对稀缺资源的资本家占有全部利润，无产阶级却只能索取勉强维系生存的工资。这也可以理解为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通人的收

入实在太低，低到了只能勉强维系生存的程度。即便工业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一旦只提供简单劳动的工人可以取得稍高于温饱线，也

就是高于一般农民的报酬，自然就会有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转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从而把工资重新拉回温饱线。只要工业还能够

从传统社会得到廉价劳动力，简单操作工人的收入就不会超出温饱线太远。



当然，光是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还不足以支持工业资本主义持续扩张，技术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熟悉工业生产，能够维系工厂运转和促进工业

进步的工程师、经理、技工是不能由传统农业社会提供，他们本身也是现代工业体系的产物。因此，相对不断扩张的工业经济，他们也是一种

稀缺“物资”，能够分享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财富增长，获得远高于养家糊口所需的报酬。不过，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第一代工业母机和工

作机的制造、操作都非常简单，技术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还不象后来这么高，工业经济也不需要多少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持。所以不仅科研、技

术人员占工业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低，他们能分享的财富也非常有限。由于工业技术简单，扩散快，体力工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熟练技工，或

者资本家本身直接承担技术、管理工作，所以，相对物质资本，科技、管理人员的稀缺程度要差的很远，工业化产生的剩余财富大部分还是被

资本家占有。科技-管理阶层要等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内燃机革命）才能在工业剩余财富分配中占据不可忽视的份额。



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剥削的本质，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早期工业化时代，少数资本家因为他们拥有的工业资本而占有了绝大多数现代工业带来

的经济增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除此之外，只有少数技术、管理人员拥有高于温饱线的收入，大部分工业人口都属于勉强维持生活的无产

阶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与农民相差无几。因此，如潮水一般从工厂里涌出的工业品肯定无法在工业社会内部得到足够的购买力，即便考虑到

资本家的奢侈消费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前面讨论资本主义特性时已有了详细论述。在工业时代，由于现代工业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工业部门

够创造的剩余产品远远超过保持在温饱线上的工资，所以产品相对过剩的问题比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严重的多，必须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找

到市场。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有一天这个矛盾的激化将给无产阶级接管世界创造机会。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随着

主要工业国家的全部人口基本工业化，同时发达国家加强了对落后地区人口流入的限制，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即便不占有资本和技术，也可以

因为竞争的缓和而获得超出温饱线的收入。另外，在内战和革命的威胁下，发达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和因为科技迅速进步而产生的生产设备更

新需求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购买力。这些情况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意料之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但起码缓

和了矛盾，推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本书后面几章还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绝大多数人生活未能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张而同步提高，而这种现象带来的购买力不足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业经济的

进一步扩张。同时，资本家和技术精英以垄断选举权、限制候选人资本，以私有媒体和政治捐款干涉选举等方式垄断了政治权利，从而保证没

有人可以用合法方式把资本家的财产转化为平民的购买力。结果，在工业科技为经济提供了无限增长可能的年代，生产过剩与贫困并存。传统

马列主义把这种问题全部归咎于私有制，认为这种以追求私有财富为唯一目标的社会规则造成了人类的贫困，同时还给规则自身带来了困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马列主义认为，有且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条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生产资料和财富基本由少数资本家拥有且直接经营，购买力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确实直接体现为资本家与劳动阶级

的对立，体现为私有制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禁锢。不过，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简单的废除私有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方面技术-管理阶层的

权力急剧扩大，且很难制约，这同样会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某些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资源和技术，可以

在世界范围内倾销产品、利用廉价劳动力并压制新的工业经济体出现。因此购买力集中于少数国家，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购买力不足的现象。

这两种现象都不是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制能解决的，事实上，象苏联这种号称已经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少数人占有超出平均水

平的财富和“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的情况。


传统马列主义指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与根本危机，也为它的结束做出了美好的预言。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重工业对农业进行改造后，也包括

失去土地的农业工人）将取代资产阶级或是残留的土地贵族、军阀等统治集团，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在新社会中，所有人都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不仅会象过去那样参与生产，而且还会管理生产，占有所有财富。在这种社会里，所有剩余产品都会被分配给它的成员消费，拥有无

限扩张可能的工业不再受到购买力的限制，所以，它也是一个富饶的社会。



这个预言是颠覆性的，因为自从文明出现以来，由少数人在事实上垄断政治权利和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是所有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几千年中从

未变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此解释为农业社会的制度竞争淘汰了那些平均分配剩余产品的社会。同时，所有的上层阶级都有一套完美的理论，

证明少数人统治社会（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合理性和神圣性，甚至是神秘性。如今马克思说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接管社会。列

宁则真的领导工人赶走了资本家和(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破坏了帝俄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系，旧社会的利益集团和习惯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对此绝不能接受。

大部分批评者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少数理智一些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马克思的预言并非空穴来

风，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趋势来看，这其实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很自然的一个推导结果。



前面在分析农业社会时，作者曾经指出：从制度竞争的角度看，财富和权力集中于上层社会是因为上层社会要承受制度竞争的压力。在经济比

较稳定、无法超越自然上限的前提下，把剩余产品分配于下层会减少这个制度的竞争力，这是农业社会的规律。到了工业社会，由于某个制度

的竞争力决定于这个制度所控制的现代工业规模和水平，而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不断增长的潜力，所以制度竞争主要体现为比较哪个制度更

能促进工业的增长。至于把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这种小小的竞争优势，在指数化增长的工业经济面前不值一提。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导致工业经济体系不能以理论速度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市场不足。英国因为占有广阔的市场而成为世界第一强

国，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因为周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而破坏宝贵的工业能力。随着传统农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外部购买力越来越少，经济

危机越来越频繁，马克思认为在废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以后，不需要考虑市场限制的公有制工业社会将取得更高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够以更强

大的物质实力来淘汰现有社会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结论。旧俄国的工业基础曾是资本主义列强中最弱的，但苏维埃政权根据现代工业的具体结构

而不是贫穷的工人的购买力制订基本的经济政策，把一切剩余产品用于分配或投资，从而取得了超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在经历了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入侵后还是坐到了第二大工业强国的位置，这体现的就是新社会的经济竞争优势。当然，在提升最终消费品的质量和种类上

，小型企业和私有企业确实有其优势，公有计划经济确实不够灵活。但在大工业时代，这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可以通过在消费品生产分

配领域保留一部分的市场经济来解决，后文将会继续分析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后期，另一个现象是技术-管理精英相对地位的上升。



前面曾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工业技术比较简单，技术相对资本分享利润较少；同时因为企业规模小，资本家能够亲自参与管理；再加

上技术门槛低，竞争激烈；技术工人和非资方管理人员的收入始终与缺乏稀缺资源（如资本、技术）的纯粹无产阶级拉不开差距。因此，当时

工业社会基本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资本家为一方，包括技术-管理人员在内的劳动阶级为另一方。



随着工业技术日趋繁杂、艰深；工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复杂，从简单劳动力到技术-管理人员的门槛越来越高，技术-管理人员在工业中起的作

用也越来越大。前面曾指出，技术-管理人员只能由工业经济自身产生，因此也属于稀缺资源。确切的说，稀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

具有的技术-管理能力。资本家因为他们占有的稀缺工业物资而能够占有剩余产品，技术-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他们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而

分享剩余产品，在工业化步步深入，技术-管理人员比例上升的年代，它们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



马克思和列宁敏锐的观察到：虽然工业物资和专业人员的技术能力同样是工业经济运行、扩张所必须的稀缺品，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工业物

资不必非得属于少数资本家才能起作用，技术能力却不能脱离劳动者而存在。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主要工业企业

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分离，许多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后代沦落为剪息票为生的食利阶层、社会寄生虫。所以，消灭资本家，让无产阶级自己来

管理生产，看起来是既可行，又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更有希望在制度竞争中取胜。



从破除市场限制和消灭无用的食利阶层两个角度考虑，马克思认为一个消灭资本家阶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无产阶级接管的社会在制度

竞争中会占有优势。此外，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无产阶级必然有自发促进这一变化进行的愿望和行动。由于无产阶级人数众多

，且真正控制了这个社会的运行，所以马克思认为新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速度会比制度竞争所导致的制度更替更快，更自然。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马克思这个预言似乎没有应验，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倒是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政权已经灭亡或变质了。但如果

我们认真分析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的这个建议，才得以进入战后的繁荣，一

直把霸权维系到今天。从产权角度看，福利制度、高累进税、对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和政策优惠、允许工会的存在、对工作待遇和劳资关系进

行限制、限制外国劳动力进入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社会调控措施其实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严格限制。同时，资本主义强国还向无产阶级提

供额外的收入以增加购买力、稳定本国底层社会。必要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会把企业国有化。从政治方面来看，19世纪受到性别、财产

、种族、受教育程度严格限制的上层社会选举权已经基本扩大为普选权，被选举权也在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这些制度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和

主流知识分子看来，即便不是罪大恶极的共产主义，也算是离经叛道、破坏自由主义原则了。



至于说无产阶级接管社会，其实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阶层早就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控制权。且不论在中国、苏联、东欧管理社

会的精英官僚，即便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主导经济运行的大型企业集团甚至垄断企业也基本成为了股权分散的股份制企业。股权分散的结果

是所有者无法具体操控资产的运行，甚至无法控制利润的分配。专业壁垒和个人权力的分散使得监督成本越来越高——本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

离的原因就是所有者没有管理、维护工业体系的能力，监督自然也无从谈起。股东只能听任公司的经理们通过官僚体制给公司做决策，给自己

发高薪，甚至把股权向高级管理人员转移。另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级(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的开支合计在社会总产值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一般要占

40%或更多，这意味着技术官僚合法地控制了大部分工业财富的流向。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育，许多公司的股东自身也是由无数分散股东所有的法人，而不是自然人，各种法人互相持股、交错控制是很常见的现象。

技术官僚们只要稍有合作就可以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全部资产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资产阶级根本无法透过复杂的产权网络，和经理

、律师、基金管理人、工程师们组成的技术官僚集团相对抗、主张自己微弱的权利。在名义上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中、苏两国，官僚也正是

通过这种方式来使自身成为一个特权集团的。象日本这种后发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技术官僚干脆把私有企业这层外壳丢掉，通过数个根本无

从寻找所有者的大集团来统治国家、剥削第三世界、安抚下层阶级。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那种产权明确、经营自主、资方占绝对优势的企业如

今只能在消费品工业等低利润、低技术附属产业或是第三世界的边缘地区才能找到了。



马克思和列宁预言私有制将被消灭，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把私有制定义为他们生活的年代里的那种不受控制、产权明确到具体资本家的私有

制，那么资本主义至少在其核心地区的主要经济领域消灭了这种私有制，因为它并不适合大工业时代。他们还预言无产阶级将控制社会，预言

也应验了，但取得权利的只是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他们先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作为小资产阶级而存在，然后他们和资本家结成联盟，

最后他们干脆把资产阶级变成自己的附属品，反过来统治自己曾经的同伴，限制这一进程的继续进行。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所没有想到的。



只要有利润，能实现扩张，资本主义不会被任何具体制度所限制，这是制度竞争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在20世纪，资本家阶层

不过是资本在某个发展阶段合适的代理人，如果这个阶层的霸权会阻碍资本的扩张，那么这个阶层自然会在竞争中被削弱或干脆消灭。不过无

论资本主义如何改变，它都是一种在制度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既不一定和人类的福利相合，也不具有任何神圣性、必然性。地球的空间、

资源和物质刺激能给人类带来的幸福都是有限的，扩张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何况大部分制度修正只是把矛盾转移到将来或边缘地区。在中国

和苏联相继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后，失去了外部竞争压力，自身又基本结合为一体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势必遇到全面危机。



传统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最重要的预言自然是共产主义。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资本主义指出了灭亡的道

路，同时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灭亡将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共产主义，似乎“共产”是关键，其实这是中文

翻译的一个结果。在共产主义中，共产只是方式，关键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人类因为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而不能自由的生活。比如说农业社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80%以上的人口必须把绝大

多数时间用于艰苦、单调的劳动，而无暇顾及艺术、文化，这是物质条件对自由的限制；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本来人们可以自由的相爱，

但社会压力促使人们按照“门当户对”的标准挑选夫妻，以在集市上买肉的方式进行性交易，这是社会结构对自由的限制，也叫异化。两种限

制常常互相结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危机的方式限制经济发展，从而妨碍了人类利用工业带来的发展潜能扩大自己的自由。



共产主义所说的自由发展并非是无限自由。至少从可预见的未来来看，人类绝对不会拥有随意去其他恒星系旅游的自由，也不会拥有随意杀人

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在那里人类能够在不侵害其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尽量的利用现有社会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

，自由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显然是现代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社会。马克思和列宁认为消灭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不平等和经济危机，不

仅生产力会迅速发展，平等的人类也可以从中获得天堂。当然，这个天堂是需要劳动来维护，但马克思认为工业技术的进步可以把劳动变成人

类的需求与享受，而不是痛苦。



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社会变化恰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所以共产主义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顺应历史潮流，消灭资产阶级，接管社会，为共产主义的到来改

造社会。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短暂专政阶段。传统马列主义还预言共产主义革命一旦在某个主要国家出现就会立刻蔓延到全世界。这个时间

先是被一些共产主义者放在19世纪末，然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使大家认为这个时间也许就是191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共产主义浪潮和越

南战争也曾经是被共产主义者寄予希望的时刻。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些事件和时刻都已经成为历史。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言虽然在某种意义

上来说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但最重要的预言——共产主义的来临，并没有成为现实，资本主义依然统治着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很显然，马克思和列宁对历史走向的把握和对未来的规划都有一些偏差，这种有偏差的理论虽然足以让苏联成为超级大国，足以让中国在一代

人的时间里进入工业时代，但还不足以指导世界进入共产主义。具体而言，传统马列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弹性，没有预想到资本主义会从共

产主义思想中借鉴如此之多的内容，从而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传统马列主义也低估了管理、改造社会的难度，没想到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远

不足以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另外，传统马列主义也没有想到世界的发展如此不平衡，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压制落后国家，从

而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市场，分出一部分利润去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更重要的，唯物主义虽然是科学的考察方式，但已有的大部分唯物主义历

史规律是20世纪以前总结的，19世纪和此前的农业社会是一个以物质力量为基础进行激烈制度竞争的年代。到了20世纪，制度竞争的规模和方

式都和以前大不相同，原有规律的适用性甚至规律是否存在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讨论。



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是自由工业资本主义盛极而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建立的时代。他们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

给出了一个最精确的描述和具有最大可能性的预言。不过，他们不是上帝，无法把那些他们逝去以后才出现的客观条件变化和历史的偶然性全

部纳入考虑，因此他们的预言显然受到当时的知识水平的限制，具有历史局限性。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图像比做一个三维的形体，

其中某个延伸方向代表时间轴，那么，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平面，平面对历史这个三维形体有一个截面，马克思和列宁对这个截

面做了足够精确的描述，并预测这个截面将延着时间轴平移，构成未来的历史。作者和读者处于21世纪，距离那个时代已有1个世纪，我们可以

从更高的维度（三维）来观看这段历史，自然要比从一个截面（二维）去推断未来的传统马列主义者看的清楚。



马克思和列宁都拥有超出常人的才能，因此能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及以前的历史规律作出精辟的总结，根据当时的历史趋势对未来作出了尽可能

精确的预言，但传统马列主义却并非因他二人而出现。唯物主义历史分析方法是人类共有的科学工具，工业革命前后人类社会的巨变也是所有

人都可以观测的事实，无数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更是在还不知道马列主义的具体内容前就做出了革命尝试。即便马克思和列宁都不幸在童年夭折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类似的理论也肯定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被其他人提出。其实这也应该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小小结论——马列主

义是具有普适性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其存亡自然与具体的个人无关。



科学和艺术不一样，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任何人都可以对科学理论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如果有足够的数据和论证，修正甚至

推翻理论也是合乎科学精神的做法。曾被无数革命者奉为真理的传统马列主义也一样。在后面的章节，作者将对20世纪历史运行方式的变化和

今天的共产主义理想进行分析，尝试给一些传统马列主义已经不能再做出有效解答的问题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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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



称霸全球的工业自由资本主义不是任何人或神灵的设计成果。在工业革命爆发之时，自由资本主义比其他任何制度更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无限

扩张空间，因此它能够在工业时代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把原来浮于表面且即将结束的海上优势发展成绝对性的世界霸权。既然自由资本主义

兴盛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共同创造的、几乎是无限的扩张空间；到了1900年前后，当这个“无限空间”与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相

对比不再无限的时候，客观条件的变化自然会促使新的制度来取代旧的上层建筑。



如果市场空间饱和或接近饱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夺取竞争对手的市场空间才能顺利扩大利润。在全球市场被瓜分一空的情况下，各个资本主

义体系的发展必须从跑马圈地式的扩张转为步步为营的推进。很显然，在这种外部竞争条件下，那些步伐一致，内耗较少的资本主义体系会获

得更高的利润。为了利润，资本主义一向不拘形式。于是原本分散的企业在资本家的理智选择下逐渐聚拢起来。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工业资

本主义强国已不止一个，市场竞争绝不会停留在工商业领域。战争可以让资本集团以最直接的方式掠夺财富、占领市场空间、打击敌人生产能

力和商业网络，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战争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众所周知，赢得战争需要统一的指挥、严格的纪律和长期的谋划

，与战争相配合的政治、经济行动也一样。所以频繁的军事行动也迫使一向崇尚自由的资本家们协调他们的行动。



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趋势只与扩张空间与现有经济规模之间的比例有关，我们可以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中找到类似的过程。在工业革命以前

的荷兰霸权时代，西欧（尤其是荷兰）弱小的生产能力与庞大的世界市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大部分利润依赖于转运其他地区的物资和贩运香

料等奢侈品。因此，相对后来的资本主义体系，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以荷兰为典型）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非常松散，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

属于各个公司而不是(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在战争时期，企业仍然可以与敌国进行贸易，甚至独立发动战争，享有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在其他较

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崛起后，工业革命爆发以前，随着海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政治结构成了荷兰霸权衰亡的重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因为

荷兰实在太小）。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不再具有类似的发展条件（由一个人口、土地、生产能力都不多的小国控制世界经济），也永

远不再让本国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企业或个人享有类似的“自由”。



令资本主义发生变化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工业经济的发展。



随着重工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发动机，重工业的运行、发展特征也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那些更适合重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会

因为重工业在经济、军事领域的重要性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相对农业时代的农业与和手工业，重工业和被重工业改造过的其他产业部门有-三

个显著特征不可忽视：



第一个特征是整体化



在农业时代，绝对技术水平低下，行业之间的技术壁垒很低。各个产业部门除了都要从农业取得剩余粮食以外，基本上是独立运行的。象造船

、军工、炼铁等手工业部门可以在部门内部制造大部分工具，解决大部分技术问题并培养自身的技术人员。因此，只要有需求、资源和剩余粮

食，大部分产业部门可以独立扩大规模和提高技术水平。在这种外部条件下，让各个行业的企业独立决定其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显然更有利

于其发展。



工业革命以后，重工业作为通用负熵流的来源和可提高负熵利用率的工业装备的来源，将所有产业部门联成一个整体。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

分工越来越细。除非把生产能力降低到接近农业时代的水平，所有的工业部门都不可能独立运行、发展，只有和上下游产业部门相配合才能体

现其效率。这和农业时代的规律截然不同。所以，没有哪个企业可以做出真正独立的经济决策，不依赖于上下游部门扩大生产规模或改变生产

方式。



第二个特征是中间产品标准化。



农业时代的经济相对简单，大部分产业部门直接生产最终消费品，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物资交换相对较少，因此中间产品标准化对效率并没有

多大影响。秦始皇把经济、文化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成一个国家，不过是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其中只有统一车轮距算是对制成品

的规格实行标准化，但也不是因为上下游产业的配合。另外，不论是最终消费品还是中间产品，农业时代的产品都是手工劳动的成果，考虑到

手工劳动的不确定性，将中间产品标准化的成本也非常高。因此农业时代各个经济部门基本上是按照自身的物理特征制造简单的产品，这也是

农业时代负熵利用效率低的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以后，一方面主要的中间产品都由机器制造，经济体系内部的标准化有了可行性；另一方面机器的运行与效率也需要中间产品的标准

化来保证。含水量较多的粮食或规格与要求不合的木材在农业时代可能会降价出售，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尺寸或公差与定单不符的机器零件

，或是杂质太多的化工原料在工业时代却只能成为废铁。所以工业经济需要在中间产品中实行标准化，才能利用状态、品位不一的资源批量生

产琳琅满目的廉价商品。



第三个特征是关键技术的出现。



这一特征在前面分析工业革命的时候已经指出过。工业时代的经济依赖于来自生物界以外的负熵流和远胜前代的负熵利用效率，因此能提供更

多、更稳定的负熵流的技术和促进负熵利用效率的技术在经济体系内处于最基础的位置。比如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和机床制造技术，第二次产

业革命时代的炼油业、内燃机和电力设备制造技术，70年代的计算机技术等。其他一些次要技术的实现则有赖于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农业时

代各个产业部门独立运行，技术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一系列随机分布、互不联系的微小进步。因此，工业革命以前让各个产业部门乃

至企业自主的决定科研投入（或决定不投入）比较符合当时的经济基础条件。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速度大大提高，少数工矿业部门的关键

技术也体现出了超出其他技术的特殊地位。正如前面指出的，主要经济增长来源于越来越强大，利用率越来越高的负熵流，而不是现有资源的

优化配置。所以，经济增长出现了关键领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有意识的对这些领域进行重点投资要比让各个企业或行业自行试探，独

立决定投资、发展方向要更有利一些。



工业的整体化、标准化、将投资集中于关键领域,这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自由资本主义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现实世界中不

存在市场经济的拥护者所想象的那种无摩擦的市场，人们交流信息、达成妥协、预测未来都需要付出代价，因此市场达到最优状态也是有成本

的，如：时间、破产的企业、浪费的资源等等。特别是在工业整体化、标准化以后，任何一点微小的外界条件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

整个工业生产体系最优状态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非常频繁的话，让无数个独立的企业的独立决策通过市场组合成最优状态的成本可能会很高,

效率则很低，很可能在市场达到最优状态之前，最优点就已经再次移动了。事实上，由于技术不断的进步，所谓“使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最优

平衡点”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工业关键技术的迅速进步使企业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新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负熵流的来源和可能利用方式持续提高，市场经济的信息交

流即便得到了电报网的加强也无法跟上这种技术进步的步伐。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关键技术的分布相对集中，其范畴、开发方式和影响都可以

通过科学来进行预测，所以对经济进行集中指导甚至一定程度的计划成为可能。在这种统一指导下，人类以自己的理智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作出

计划，可能会有偏差甚至失误，但只要计划指导的范围不超出重工业和被重工业充分改造的经济部门，其精确性就可以在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

领域的前提下得到保证，其损失可以被它的长处所弥补。



在重工业部门和相关经济部门中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在工业时代有两个优点：首先是有利于少数关键技术的开发，从而以打破旧经济模式

，提高生产上限的方式促进了生产。其次是让经济结构以高于市场调配的速度迅速达到一个接近暂时最优点的位置。工业革命以后新技术出现

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越来越复杂；同时，对经济有决定性影响的新技术具有鲜明的特征，人类对新技术的影响和新技术产生方式的预测远高

于前代。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来计划经济损耗巨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有节制的计划经济会在长期发展中比纯粹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因

为计划经济的有形损失往往会小于市场经济因交流成本所未曾创造的那些“无形损失”。在制度竞争中获胜的一方不一定是完美的制度，但肯

定是相对效率较高的制度。其实,即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即便是农业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是由远远超出家庭规模的企业而不是无

数个体经营者组成的，其原因就在于局部范围内的计划经济运行成本远低于纯粹的市场经济。但只有到了工业革命充分展开以后，技术背景条

件才使得计划经济可能在整个行业甚至国家的范围内优于自由市场经济。


英法等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强权确实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由于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所拥有的工业力量是在无意中得到的，因此他们并没有意识

到并充分的利用这种优势，没有把整个地球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消灭一切可能的竞争者。在这个时代，一些传统的强权仍能暂时保持自己的

独立地位，其中几个最终变成了新的工业强国。这些后来者的存在保证了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保证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

存在竞争。所以，在技术背景与相对市场空间发生变化的时候，19世纪的世界上有足够的竞争压力促使整个工业资本主义随之改变，具体而言

就是集团化、垄断化、军事化。一般称这个时代以后的资本主义为垄断资本主义（传统上又称为帝国主义，但容易引起歧义，本书不采用这个

别称）。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大部分经济部门被少数寡头控制，甚至被一个大企业垄断。这种现象在重工业部门，尤其是军工部门尤其明显。随着竞

争压力的增大和工业经济的发展，这些大规模企业集团以金融资本为粘合剂，不断的向上下游扩张、合并；内部的组织结构也在卡特尔-辛迪加

-托拉斯-康采恩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一体化、官僚化，最终把自由资本主义赶出了关键经济部门。在垄断组织发育比较充分的的日本和美国，几

个最大的资本集团完全可以联手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在政治领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力量分散于中小业主，所以上层社会内部一度盛

行民主、分权制度。在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主流以后，政治结构也向集权和专制演化，地方(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和议会的权利都被大大缩小，文官(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的权力与

垄断集团和军官阶层紧密结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上层建筑在这个时代只是浮于表面的一层装饰品。



经过几十年的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不再是主流制度。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惯性不同

，各国发生这个转变的时间与转变速度也不完全相同。英国、法国的历史包袱重，既有体制的惯性大，所以转变较慢。美国、德国、日本等国

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短，(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直接有意识的介入了工业化进程，所以转变较快，德、日等国的军事传统和专制倾向也加强了这一转变的速度和它

们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二波工业化浪潮中出现的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强国都具有军国主义和专制倾向，这并不是简单地巧合。在19世纪中后期，

经济发展空间与工业化生产能力之间的基本比例和重工业在经济内部的地位，都是被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确定的外部条件，这决定了军国

主义专制国家更容易（注意不是必然）在这个时代崛起。，



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它们分享工业财富的唯一方式就是出口来自农业-手工业和初期矿业的原料和农产品，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

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形式。由于本国并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把这些农业、矿业、商业企业结合成整体，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依然以自由资

本主义的面貌出现。同时，中心地区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刚刚结束，其上层建筑依然带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色彩，所以在边缘地区从纯粹的

稳定农业社会向经济殖民地转化的过程中，总会有部分知识分子与买办相结合，以学习发达国家的名义来推行自由资本主义。不过，欧洲以自

由资本主义触发工业革命并因此称霸的历史条件无法再现，这种缺乏根据的空想往往只是加强了既有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中心地位和殖民地的

从属地位。



在中心地区，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从1870年左右开始的。从1870年到1910年，虽然世界市场还未被完全瓜分，但随着剩余空

间的减少，开发新市场的速度开始下降，一旦稍有波折，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就会追上市场边界。因此经济危机频繁发生，1873年就发生了一次

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危机。不过，既然世界市场还有开发的余地，随着危机销毁了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和新市场的开发，主要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还

可以在危机后向空白地区扩张，避免了直接冲突。但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到1900年左右，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均已进入垄

断资本主义阶段。


正如本书前面曾指出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以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张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制度，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目标，从来不会拘泥于某种既

有形式。西欧、美国、日本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完全是因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以垄断化面貌出现的资本主义更能谋取利润和

实现自身的扩张，从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淘汰了那些拒绝变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并以竞争压力促使其他资本主义体系向垄断方向转化。



垄断资本主义依然还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必须获得利润和扩张的制度。它在工业化充分展开、生产力潜力直逼世界市场极限的19世纪末期比自

由资本主义更具有竞争力。率先采取这一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会取得竞争优势，从其他资本主义体系的势力范围内夺取利润和扩张空间。

但一旦所有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都已经转入这个发展阶段，除了日益增长的军备投入会吸纳一些过剩生产能力外，市场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的

严酷问题依然存在。在世界市场空间被全部占领开发后，无法向外部倾销产品的资本主义体系只能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去争夺对手的殖民地，或

干脆以摧毁对方工业体系的方式来减少自身生产能力的过剩。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并没有避免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可怕预言，世界大战在20世纪

的第二个10年如期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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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前面详细讨论了工业革命的内容，还对本书内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定义。读者应该能理解工业革命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盛是2个相互独立

的概念。比较合适的描述是：工业革命是一个能引起人类力量爆发式提升的事件，因此它的出现需要和适应了扩张的上层建筑结合，资本主义

、军事帝国或一神论宗教都是可能的候选者。前面作者设想了另外两种在逻辑上说的通的工业革命方式，分别与军事帝国和一神论宗教相对应

。在真实的历史中，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夕恰好处于一个因占据海外空白地区而产生的工（手工）商业繁荣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充分，所以

促进并利用工业革命的上层建筑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机构。少数军事贵族的扩张掠夺欲望或基督教惟我独尊的传教活动和工业经济有一

定的互相促进，但相对灵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还是处于绝对的附属地位。



只要有扩张空间，资本主义就能从中找到牟利的机会。工业革命最终创造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又以低廉的交通成本把全世界都连通

成一个大市场，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好时机。对于西欧和北美东部的工业社会（最初限于英国和比利时）而言，它们暂时垄断了工业革命的

成果，因此可以独享农业世界的庞大购买力，所以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地区特别繁盛，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沦为这两个中心地区牟利的

附属品。



中心地区暂时占有着近乎无限的利润空间，一切内部矛盾都可以用向外扩张（军事或商业）的方式来化解。很显然，由于利润和购买力来自似

乎没有尽头的世界市场，上层社会与其为了瓜分利益而内斗，还不如直接用商品和大炮去征服更多的地区。资本家们不希望别人来分享自己的

利益，也基本不干涉同行的牟利活动，所以西欧北美盛行的是崇尚绝对自由和私有产权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本章标题将这一时期

的经济史概括为“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的兴盛”。



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利润并扩张，一般要经历如下的典型过程。首先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用资本从殖民地或本土取得（购买或夺

取）资源，利用已有的重工业体系生产机器。然后用类似的方式取得原料，在本土雇佣人力，用机器制造商品，商品一部分在本土,大部分运到

国外销售。商品换来了大于原始资本的现金或直接换取一部分原料，这些现金和原料成了新的资本。资本家再利用这些新资本雇佣更多的人力

，向重工业体系订购更多的机器，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资本和生产能力同步扩张。同时，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器订货，

从而获得了不断增长的利润，这些利润也成为重工业的资本，被用来雇佣人力、开发矿山，制造更多的机器和重工业部门自己所需要的工业母

机，或者用来开发下一代重工业装备。在这种循环中，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效率

。



以上描述的只是这种牟利循环中最基本的部分，在19世纪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年代，为了让这种循环进行的更快、更有效，西欧和北美

的资本家（包括被他们控制的(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还有许多其他花样。比如，商品可能不直接去换取现金，而是先拿到非洲，向被有意挑动而互相攻击的部

落购买黑人（必要时直接捕捉），然后把这些黑人贩卖到美洲种植园做奴隶。种植园支付的奴隶款可以带回国内，也可以就地购买棉花等原料

。卖出商品，输入原料和现金的循环中插入一个奴隶贸易只是为了更高的利润率。为了保证殖民地或充当市场的传统文明接受这种贸易，装备

了蒸汽船和机关枪的远征军时刻准备着去镇压反抗、强迫别国开放市场，有的时候还要驱赶一下竞争者。由(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或公司派出的商业间谍深入大

陆腹地搜集市场和原材料的情报。传教士在军队的保护下，在世界各地建立教堂，既传教，也间接的推广西方的商品，还为各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或大公司

做公关。至于精炼毒品，以外交手段间接控制土地等手段，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总之，为了贩卖商品和获得原材料，工业资本家是不择手段

的。



分析这种典型资本循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循环的规模取决于四个条件：重工业规模、工业资源（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购买力、

劳动力。具体而言：重工业的规模决定了机器产量和商品产量；原料和能源不够的话，轻重工业都无法充分开工；购买力的多少限定了销量；

劳动力的数目决定最多有多少台机器可以有人操作，对包括轻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体系规模做出了限制。这四个条件分布在整个循环链上，必

须同时满足才能让循环得以进行，对于欧美列强而言，整个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利润总额就取决于四个条件中最弱的一个。作者接下来就以这

个推论为基础，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强国的兴衰。另外，同以往的时代一样，战争依然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偶然性的重要来源，也

将被纳入作者的讨论。



对于中等以上的国家，劳动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在2次世界大战到来以前，没有哪个中等国家的工业经济已经完全占用了农业社会的人力。由

于工业国可以用工业品从海外换粮食，随后重工业又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与亩产，所以，只要人口增长足以应付工业规模的扩大，人力并不是

很要命的限制。真正被人力所限制的工业化国家只有比利时这个小国。比利时工业化较早，从相对比例上看甚至一度领先英国，但本土面积和

人口都实在不足以支持与其他强国（哪怕是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强国）的竞争，所以被排斥在历史舞台的主角以外，并最终失去了它在工业化初

期的相对地位。



资源限制在19世纪也并不严重，早期的现代工业体系只需要煤铁两种主要矿石资源，其余的原材料由包括农业在内的传统产业部门供给。由于

煤矿和铁矿都是分布广泛的主要矿产，所以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当时并不缺制造机器的原料和发动机器的能源，至少可以通过贸易或殖民战争弄

到足够的煤铁。而相对弱小的重工业部门，传统农业-手工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原材料近乎无限，稀缺的是机器、技工而不是资源。当然，矿产资

源的质量问题也有一些非关键性影响：英国威尔士无烟煤优秀的燃烧特性对英国工业和海军发展都很有利，出产优质煤、铁矿的阿尔萨斯和洛

林地区在普法战争中易手也影响了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到1900年前后，西欧强国的重工业规模已经扩大到了本土的煤铁资源无法满足的程度。重工业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必需资源的种类，如石油、

稀有金属、钨、锡、橡胶、金刚石等。特别是石油的出现，不光可以充当能源，给工业带来了更方便利用的负熵流，还可以经化学加工为塑料

、尼龙、化纤等材料，成了重要性仅次于金属的工业原料，被称为“工业血液”。由于大部分新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衡，没有哪个国家能

同时占有工业所需的全部矿产，因此资源开始成为限制某些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缺乏殖民地的后发工

业强国尤其如此。而英国法国占有广阔的殖民地，俄国、美国国土广大，资源供应不仅可以基本满足本国需要，还可以出口关键资源给德、日

等国换取垄断利润。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也是决定两次世界大战结果的重要原因。但在本章涉及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资源问题还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主要因素。



重工业规模取决于工业化的开始时间与社会结构所容许的增长速度。英国先于所有同级竞争对手约2代人开始建设现代工业，因此在19世纪中后

期成为世界工厂，更坚实地握有世界霸权。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重工业的威力，因为按照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英国本来已经在19世纪进入相

对衰落周期，但现代工业的出现帮助英国把霸权维系到20世纪初。这里作者略微花一点笔墨来研究这个典型个例。



从1790年到1800年，由于肥沃的土地、造船的木材可以近乎无限供应，人口繁衍和移民迁入都异常迅速，手工业技术也很方便的达到了农业社

会的上限（这个上限本来就很低，从0开始追赶也不需要多长时间），因此美国在农业-手工业所确定的经济实力上迅速赶上了传统强国。同时

，俄罗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19世纪中期，美国商船吨位已经与英国并驾齐驱，；俄罗斯则吞并了整个游牧地带的北部，屡屡南下挑衅中国

、波斯等传统农业地区。从统计数字上来看，俄美两国以边区的资源为后盾，即将把英国这个这个农业-手工业时代的海岛强国推下世界霸主的

位置。就在这时，工业革命作为一个超出农业社会规律的事件改变了这个趋势：在19世纪早期因规模小而未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工业部门终于

强大起来，为英国商人生产出了划时代的蒸汽轮船，为英国工厂主生产了压倒一切手工业的机器厂，为英国军队生产了新式的铁甲战舰和标准

化的大炮，还训练了大量习惯于工业化秩序的人员,其数量足以扭转世界格局。英国因此继续保持全球海权和更低廉的生产成本，能够维持其霸

权。直到1916年，英国还能够在日德兰大海战中，以明显的数量优势取得最后一次战略胜利。俄罗斯和美国因为没有在工业革命之初占得先机

，要等到1个世纪以后才真正成为全球性霸权。在分析这一段历史时，读者特别要注意区分1850-186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充分展开前后，英国

全球霸权的不同基础。



不过，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无意中被触发的。在英国霸权衰落以前，连英国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真正优势与别国的威胁所在。控制着大

片殖民地和全球海运物流的英国不仅可以向经济殖民地倾销工业品获利，还可以通过垄断物资转运、特产专卖、限制殖民地工业甚至贩卖毒品

等方式获得高额利润，对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特别的热心。由于殖民地多且零散，早期的机器工业尚不能灵活调整组合，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相

对成熟手工业品优势不大，所以英国的重工业发展赶不上市场扩张，反而保存了大批小型落后的半手工企业，这种问题长期积累下来，最后成

了英国衰落的关键原因。同时期的德国日本作为后发国家，资本家对现代工业的力量认识较深刻，在暂时没有足够的国外购买力的情况下依然

倾向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工业，所以取得了较高的重工业增长速度。作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重工业和军事力量之间

有很大的相关性，德国和日本因此在较低的工业利润下建设了强大的军队，并用军队来争夺殖民地和利润。



法国一直是欧洲传统强国，长期拥有欧洲最繁盛的农业-手工业，同时是欧洲文化中心。即便是英国、西班牙这样的一等强国，其驻外大使也长

期以法语为工作语言，让自己的家眷穿巴黎时装。法国的这种优势使它在文化产品和奢侈品生产两方面处于准垄断地位，短期内生产文化产品

或奢侈品往往比发展冷冰冰的工业对法国资本家更有利。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受到沉重打击，大地产被分割卖给农民，精英阶层无法象他们的

英国同行那样，把小农户从土地上赶进工厂，这提高了工业化的成本。另外，发达的手工业同样阻碍了法国重工业的扩大与升级。例如，在

1900年前后，法国资本家依然以法国技师心灵手巧，可以用手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为荣。只是在不久以后的1914年，手工技巧不如法国的

美国人福特就建立了汽车生产线，用钢铁的精确来抵消法国人的手工技术，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业革命爆发在英国，法国在大国中第二个投入工业化，但英、法重工业发展相对缓慢，这是前面指出的多方面原因所致。作者在这里必须再

次指出，这与国民优秀与否或领导人是否明智无关。即便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到工业进步能一直持续下去，压倒一切农业

社会的遗产，没有人会预计到重工业部门最终成了利润的重要条件和现代军队的基础。到本章叙述的时代为止，历史惯性和客观的物质条件（

或者再包含一些运气）决定了各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德国和日本比较类似，都是在英国的重工业部门充分显露威力后才开始在外围地区进行工业化的。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了重工业

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力，明确制订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因为德、日相对落后，所以先后被英国放心的拉为盟友，协助英国维护地区秩序

。两国的共同特征是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与头号工业强国结盟，得到了技术和工业母机的支持。另外，虽然没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但两国国内

都有过剩而强大的军事贵族势力，军国主义势力以军事订货支持了重工业以超出消费品工业的速度发展。在1890年前后，德国的重工业已经相

当成熟，在不拥有海权和广阔殖民地的前提下还是争夺到了一些市场空间，在某些项目上甚至领先英国。



美国的前身是一个非主流移民建立的殖民地，文化积累少，地广人稀，手工业水平相对低，人力成本相对高。一旦英国的经验证明了发展重工

业可以大大节约人力，没有什么内部因素会阻止重工业以接近理想状态的速度扩张。当然，后面要提到的购买力不足偶尔是个问题。至于其他

殖民地，此时要么在大国的严密控制下不得发展工商业，要么被西欧溢出的军事贵族所控制，为了上层社会的利益而积极发展农牧业和矿业。

由于资源相对人口暂时过剩，这些殖民地过的也不一定很差。阿根廷就曾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国，“象阿根廷一样富”，这句口号从19世

纪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独立重工业的澳大利亚到今天还很富裕。



旧大陆还有一些暂时未被工业国家征服的古老农业文明。那些力量太弱小，离西欧较近的地区即便想发展独立的重工业，也立刻会被西欧的远

征军制止。英国对埃及工业化的干涉就是榜样。象中国、朝鲜、土耳其本土、波斯这些地区或因距离遥远，或因农业文明实力强大而很难被干

涉，中国和土耳其还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正面击败西欧工业国家的军队，暂时还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正如前面几章解答为什么西欧以

外的地区未能爆发工业革命一样，两国发展成熟的农业社会制度在原有的轨迹下运转良好，既然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根本性的挑战，自然也没

有进行工业革命的动力。再考虑到成熟农业地区稠密人口对节约人力的机器的抵制（美洲作物带来的人口上升空间已基本耗尽），这些形式上

独立的传统文明没有建立任何独立重工业。



在决定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四个条件中，最重要的限制条件是购买力。从前面的讨论读者可以看到，人力和资源的限制在早期并不

显著；在某些国家，基数不大的重工业本身也很容易实现指数化的增长，因此扩大生产潜力并不难。但产品只有在被卖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利

润，让资本在循环中扩大，所以能否为工业经济的产品找到销路成为了关键所在。



本书前面几章对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进行了探讨，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资本主义无法从体系内部找到足够的购买力，否则扩张的主导要素（资本

）就不能获得利润。具体到本章所讨论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操作机器的劳动力来自传统的农业社会，相对早期弱小的工业经济而言可以近无

限供应。而符合现代工业要求的机器、能源和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工程师与高级技工）主要来自工业自身，只能从0开始逐步积累，所以属于稀

缺品，可以充当资本。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绝大多数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利益被少数有能力投资的富人所占有，劳动者只能得到和农业时代差不

多的收入。（考虑到工业化早期城市基础设施的简陋和城市文化的贫乏，普通工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可能还比不上原来的自耕农）显然，由于工

业资本主义内部的财富分配如此两极化，穷人即便花光他们的工资（事实上他们确实花光了）也无法买下多少商品，富人占有大量财富却只需

要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过上奢侈的生活。因此，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只能消费一小部分工业产品，要维持其运行并发展，必须向这个体系以

外寻求购买力。



工业经济以外的购买力只有3种来源：未能工业化的殖民地、直接能进入流通的贵金属矿山或其替代品，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

殖民地土地资源充足，可以用农牧产品或地产、矿产交换工业品，占有贵金属矿山的独立地区可以直接用硬通货购买，传统农业文明则可以同

时提供农产品和贵金属。另外，某些地区出产皮毛和宝石等奢侈品，这些奢侈品价格昂贵，容易携带和保存，价值为大部分文明社会所公认，

因此也能产生与黄金类似的效果。比如南非的钻石、西伯利亚的貂皮也可以用来交换西欧的过剩产品。19世纪各个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速

度就取决于是否能占有或垄断这些市场。



英国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其中有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富产黄金、钻石、象牙的南非、西非殖民地，还有人口众多的印度。英国

一度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品供应。英国还有世界第一的舰队、商船队、全球军事基地网，可以随意的进入中国、拉丁美洲等地的市场，

必要时还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向海外进行经济扩张。因此，英国在早期工业国中市场压力最小，工业资本主义可以相对自由的扩张。通过限制殖

民地产业发展，阻止他国商品进入，向新殖民地倾销，转卖商品等方式，英国即便在工业不再领先的时候还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支持

了英国资本主义的霸权，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流强国”几乎成了特指英国的一个专有名词。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的独立其实是法国和英国两个欧洲国家争霸的副产品。在法国的正规军、舰队和援助资金将英国派往北美的军队耗

的精疲力尽以后，英国决定把这片缺乏特产的土地留给那些小农场主的民兵，以便抽出力量投入收益更大的其他地区。于是美国得以成为第一

个独立的主要殖民地。虽然英国官吏和亲英的大地产主被赶走了，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地广人稀的美国以农业立国，出口粮食、棉花和资源

，进口制成品仍然是有着最佳的短期效益，因而也是美国最容易走上的道路。事实上，1789年美国制订的进口关税只在5-15%之间，平均为9%，

远不够在旧大陆的繁荣手工业和英国正在工业化的经济面前保护本土产业。美国的未来似乎与其他先后在政治上独立，在经济上保持依附地位

的殖民地没什么两样。



不过，作为英国异端分子的接纳地和英帝国第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美国在建国初期与英国关系紧张，和战不定。拥有海权的英国常常会干涉美

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客观上阻止了美国出口农产品换取工业品。一旦海上大宗贸易被切断，9%的关税立刻变为无限大，美国本土的工业

从无到有的开始发展。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业门槛还比较低，而且新移民中不乏在工业革命前夕从英国本土移居美国的技术工人，美国工商业很

快在这块人力成本高昂的土地上模仿英国建立了重工业体系，1807年美国人率先造出蒸汽轮船，1817年已有多家工厂以机器生产蒸汽机，1840

年前后，蒸汽机和机床已经是美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工商业利润丰厚，所以原来以地产为根基的美国上层社会也纷纷把资产投入工业。由于美国上层社会从保护性关税中尝到了甜头，在后来局势

缓和的时候，被工商业税收所左右的美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反而提高了关税，继续阻止外国（主要指英国）工业品入侵。1816年关税率提高到7.5-30%，1824

年的平均关税率已经达到40%，1818年再提高到45%。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基本垄断本土的购买力，只有南方因为残余大

地产和奴隶制庄园较多，才保留了一些依附于外国的农业地区。在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中，北方以重工业和人力彻底压倒南军优越的军事素

养，荡平了与外国工业体系结合的大地产，把全国都变成本土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



在美国最初的13州殖民地与太平洋之间，有着700万平方公里富饶的土地。这些土地上人口稀少，一部分由鞭长莫及的西欧强国在名义上领有，

一部分是落后的印第安人的家园。通过威胁、欺诈、战争、屠杀、强行购买等方式，美国很轻松的占有了这些土地。与其他殖民地不同，这些

土地在被开发之初不属于任何贵族或奴隶主。为了开发中西部，美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允许开发者以很低的代价占有自己开垦的土地，许多大企业和空头公

司利用这一政策发了财，但确实还有大批无产者因此拥有了自己的耕地。迅速繁衍的人口与大量外来移民、重工业提供的农业机械、无限供应

的可开垦土地，这三者结合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由农民自己占有大量过剩农产品的社会。在其他宗主国上层社会未被破坏的殖民地，同样数量

庞大的过剩农产品基本由少数地产主占有，因此只能形成少数购买力。在美国，这样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不断扩张的农业社会可以在一个

世纪的时间内买下本国的绝大部分工业品。



除了富裕农民的购买力，西部其他资源的开发也提供了一些购买力，最重要的就是贵金属。富饶的美国西部存在大量金银矿藏，西进的移民狂

热的开采这些无主财富，很大一部分的贵金属被分散到普通采矿者手中。由于美国上层社会没有能力在当时的西部建立秩序，所以即便某些富

矿被先到的公司或幸运的个人所占据，狂热的淘金者依然会藐视一切产权去采矿。与农业剩余相类似，这种分散的硬通货形成的购买力百倍于

它们集中于少数人的状态。



虽然早期的美国无法象英国那样把商品倾销到全世界，但美国的特殊社会结构和地理条件给它带来了超出任何国家的本土购买力。光靠本土市

场的支持，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及其重工业核心就能够高速发展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美国资本集团由于拥有足够的国内购买力，所以并不

急于用暴力夺取海外市场，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愿意在海外独自付出代价的美国资本集团满足于和其他先

行扩张的殖民者分享市场，而不是以武力排斥其他强国，建立自己垄断的经济殖民地。一般认为，1898年美西战争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被迫寻

求海外剩余购买力的标志，但在这以前，美国工业产能已超过了英国、德国之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只是物质和硬通货储备还远不如已

称霸百年的英国。



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位居第二，但其绝对数量远不能和英国相比。（定居人口之比为2.2亿/不到1千万）在法国大革命将本土大地产分给小农以后

，法国本土的农业也能提供一定的购买力，只是人均购买力远不如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至于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扩张，法国起步也较早

，但海权一直被英国压制，所以也没有起到太大影响。不过，前面曾经提到法国第二个开始工业革命，虽然重工业发展不快，但奢侈品出口和

文化产业繁盛，所以生产过剩的压力并不大。另外，法国传统上是欧洲第一强国，积累的资本虽然无法被本国工业经济完全吸纳，但至少可以

进入别国安全的获得利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滞后的损失。在上述因素及后面要提到的战争因素综合影响下，法国一方面保持了工

业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工业强国内的相对地位在整个19世纪呈下滑趋势。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发工业化国家，这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与英国霸权并存的垄断殖民地。如前所述，两国勉力建成的重工业体

系必须在(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和军队订货的支持下才得以存活、发展。不过，在无法从国外输入资源的情况下，(请不要使用敏感词)和军队订货所支付的货款要么是凭空发行

的纸币，要么是征收自平民的实物赋税（劳动力或农产品），这两种方式都意味着在工业化的同时降低平民的生活水平。两国修筑了铁路，建

立了现代化军队，但德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美、法工人的1/5到4/5，日本平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中国农民，这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革

命的土壤。为了释放矛盾避免革命，为了挑战英国霸权，为了获得购买力，两国原本就过剩的残余军事贵族积极筹备战争，把有限的资源集中

于军事建设。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日本和德国的环境也不完全一致。德国（统一后的德国）农业较发达，可开垦荒地较多，又和弱小的东欧诸国接壤，因此尚能释放部分社会矛

盾，提供少许购买力。德国开始工业化时先被英国当做牵制法国的工具在海外市场上得到了一些回报；然后恰逢英国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在

世界范围内实行部分自由贸易的年代，获得了一些市场空间。因此德国发展相对顺利，大部分重工业潜在生产能力可以转化为消费品生产获得

利润。到19世纪末，德国已经成为第二大工业国，在化工产品、机械生产等领域占有优势。不过德国既不拥有海权也没有有价值的海外殖民地

，维系生产所必需的市场和资源都仰赖于别国，因此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让本国统治集团和它潜在的敌人都忧虑不已。



日本本土资源贫乏，工业化起步最晚，错过了竞争相对缓和的年代,早期的工业化资本只能来自对本国各个阶层的剥夺，如减少武士俸禄、增加

田赋等。这引发了武士阶层的叛乱与平民的频繁暴动。日本资本集团不得不以提前发动军事冒险，以争夺市场与资源。不过，与德国相比，日

本最幸运的一点是近邻中没有其他工业化强国。俄罗斯的远东领土在当时还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军队，唯一具有全球大规模远征能力的英国则

因日本可以帮助它控制远东而与之结盟。有利的周边环境和使日本成为了第一个发动全面战争的工业国。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击败了

经济规模10倍于己的中国，1904年日本又赶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前发动日俄战争，将俄国势力赶回黑龙江流域。通过两次以微弱优势取

胜的的军事冒险，日本获得了辽河流域、朝鲜、台湾作为殖民地，以及中国内地的部分市场，这使日本始终在危机边缘的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维

系发展。不过，对于日本飞速发展的重工业而言，这些市场还远远不够。



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也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不过这几个国家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又缺乏足够的殖民地（以有购买力的人

口计），因此相对衰弱。只有俄罗斯因其广阔的国土尚能保持一流大国的地位。（不过，在局部战场上还是被日本痛击）这里不再详述其发展

历程。



在全球化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战争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农业时代，这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不过，即便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平静年代，战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些局部战争基本可分成三种：工业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普法战争；工业国为争夺殖

民地而爆发的海外战争，如日俄战争；工业国征服非工业国为殖民地的战争，如甲午战争。有些战争兼有几种性质，如布尔战争中英国打败了

德国暗中支持的布尔人，日俄战争中英国美国提供贷款军费支持日本人等。



鉴于现代工业与军事力量的紧密联系，那些重工业发展超出消费品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国家虽然存在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却往往能在短期冲突中

取得与其经济水平不相称的战果，从而抵偿一些经济危机的压力。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的结果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在布尔战争中，

重工业发展不及下游产业的英国虽然最终通过长期战争获得全胜，但也元气大伤，暴露了其弱点和实力极限。英国从此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主

，变成了后发工业国觊觎的目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重工业的重要性。其实，重工业作为军民通用的负熵流来源，在简单劳动力可以无

限供应的年代是潜在财富和潜在力量的来源，但资本主义这种利润至上的制度却不断限制重工业发展，只有在一切规则都被破坏的战争年代，

资产阶级集团才能正视它的意义和真正的增长潜力。这种矛盾反映了这一时期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致命问题，后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讨

论。



本章从重工业、资源、购买力、人力和军事冲突五个方面分析了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强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作者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是

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压倒一切农业社会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里不能掌握现代工业力量的地区已基本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治方面有名义上

的独立地位），附属于主要地区的历史；尚未被控制的地区则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等待着工业世界来接收。西欧、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地区

在工业革命爆发时恰好具有适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以率先进入了工业社会。在这个强国俱乐部里，虽然内部冲突不断，

但由于庞大的传统农业世界和新大陆富裕的农民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而且加入工业竞争的国家有限，所以世界性战争一直没有爆发，世界

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不过，这个经济增长只对少数国家内的少数人口有意义，其余的人口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由于社会动荡，原有的

社会结构被打破，文化体系被推翻，在大部分人的实际感受中，生活水平可能还不如传统农业社会。


现代工业的力量实在强大，只要几个工业强权之间不爆发全面战争，骚动的下层人民（世界范围内）可以被控制了工业力量的上层社会轻松控

制。即便中国、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农业地区出现规模大如太平天国、义和团、1857年土兵起义的反抗，为数不多的工业化军队也可以迅速

予以镇压。所以，在那些能够分享工业化收益的资产阶级、买办、传统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黄金时代。


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源头不在工业社会。西欧在工业革命以前数百年的扩张虽然没有脱出农业社会的经济水平，却使中心区可以向边缘、空白

地区释放矛盾。于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少数发达西欧国家成了暂时的主流政治形式。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让西欧继续保持它的经济

中心地位，从非工业化地区获得利润，西欧自由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得以继续发展，同时向其他地区扩展或被其他地区所仿效。这一

制度有许多致命矛盾和问题，但只要工业生产力还能够在无限的市场中自由扩展，只要还有源源不断的利润流入中心地区，已经获得先发优势

的工业自由资本主义就能继续它的黄金时代——直到这个体系碰到市场的边界，在真实历史中就是1914年。



矛盾的总爆发还有待时日，但战争和死神已经在黄金时代的辉煌外表下达成了协议，等待着利润不再增长的那一天，等待着人们因为生产财富

的能力过于庞大而殊死拼杀。日后两次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第三世界的独立等重大事件都可以在这个“黄金时代”的内部矛盾中

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当时的世界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一切。在英国，一个叫马克思的穷学者用他锐利的目光解剖了这个社会，指出了

矛盾所在，对未来做出了预言，还尝试着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尽管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因其时代局限性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黄金时

代的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悲哀的发现：他的“可怕”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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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工业革命的影响



从物理学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人类可利用的负熵流。人类从此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幅度按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由于工业

革命前人类生产力低下，绝大多数人类活动都属于直接的生产活动，为自己、家人和上层阶级谋吃谋穿；其余的人类活动也都围绕着经济主轴

运转。所以，工业革命最先也最直接的在经济领域展示它的影响，为人类开启了一扇财富之门。



财富的含义并不是金银。工业革命确实增加了贵金属生产，但这只是它的副产品。工业革命真正增加的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品生产，如衣服、

粮食、房屋等传统消费品，以及汽车、化纤、电脑游戏等前所未有的的新消费品。所以，工业革命与海外金银矿的开发不同，真正促进了整个

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



这些财富不是在一夜间降临的，工业革命后发生突变的是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财富本身。工业革命前的人类不仅习惯于温饱线上的生活水平，

还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习惯了停滞的经济或低于1%的年增长速度。如果考虑到人口与财富的同步增长，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并没有给平民的生活带

来多大改变。工业革命爆发后，所有能享用到工业利益的地区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其增长速度在今天看来并不出奇，在工业革命早期，主要

工业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2-4%上下。真正起决定性意义的倒不是增长速度，而是持续增长的时间。3%左右的人均财富增长率看似不惊人，但只

要持续1个世纪，足以让人均财富增长16倍或更多。1780年以前西欧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虽然繁荣，但在人均寿命、人均粮食消费量、人均房屋

面积等关键指标上只是略微领先于旧大陆平均水平。到了1个世纪后的1880年，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西欧人均财富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倍，到

1913年则达到3倍以上。在工业革命爆发2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已经变成了1：8甚至更高。



工业革命带来的许多重要物质进步经常会被忽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各种媒体上赞美“美丽的田园生活”，诅咒把世界弄的乱七八糟

的机器。但如果让这些文章的作者回到一个儿童夭折率高达40%的社会，一个没有塑料，一个陶碗价值壮年男子数天工资的社会，一个人均寿命

只有36岁（1800年旧大陆平均）的社会，一个95%的人没受过教育的社会，一个气候稍有变化就有10%的农民死亡或沦为奴隶的社会，一个95%的

人活不到癌症发作期，以至于没有癌症的社会，想必他宁愿去当囚犯。2个世纪以来，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多，许多工业化带来的改

变已经完全融入了平民的生活方式。象高成功率的外科手术、稳定的粮食供应这种工业化带来的的基本福利已经被一些人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情。因此他们在幻想中想象农业社会，向往一种既有工业化以后的物质享受，又不必被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新秩序所约束的生活。这种不切实际

的幻想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影响之深刻，说明读者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其实包含了大量农业社会所不具备的物质财富。



除了经济绝对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提高，工业革命还改变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和依赖关系。



在成熟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的剩余限制着其他经济部门的规模，是最基础的经济部门；还有一些为上层社会生产奢侈品的经济部门居于可有可

无的附属地位。其余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地位是差不多的。缺了任何一个职业（如铁匠、农民、小商贩）或经济部门，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经

济就会无法运行或至少受到重大影响。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脱离其他经济部门独立增长，也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通过一两项技术进步推进

整个经济的同步发展。当然，农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但即便农业产量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其他产业依然无法直接从中受益，粮食以外的

产品，如食盐、铁器、房屋的人均生产率还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要想提高产量，只有投入更多的人力。



读者在阅读前面几章后应该清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

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类似的，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绝大多数负熵流来自农业，因此农业占有最基础的地位。但

农业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自己的发展上限，除非出现偶然的物种交流（如美洲玉米的引入），只能在其他产业部门的辅助下维系自己的生产水

平，并不能象重工业部门那样，通过扩大负熵流的方式提供增长空间。所以今天的广义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稳定农业社

会中的农业。或许农业革命早期，尚未达到自然生产上限的农业可以与工业革命以来的重工业相比。



现在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是在既定的科技背景下各个企业或经济部门独立进行的技

术改进。在这个理论体系下，技术被看作一个连续可变的参数，长期技术进步被解释为各行业微小进步的简单加法积累，经济本身则是一个基

本平衡，不断趋向稳定的系统。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的理想状态意味着让经济通过私有企业自由地伸展到现有物质条件所允许的最高水

平，同时让各个经济部门自由、随机的向各个方向进行技术探索。



尽管这个理论体系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发展的异常精妙自恰，但作者必须指出：这一描述与工业革命后主要经济地区的宏观经济史完全相反：工

业革命爆发后，一小部分关键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重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不断提高着经济发展的上限，人类开采、利用负熵流的方式——具体消

费品生产的技术背景始终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人类还没有在现有工业水平所允许的经济空间内充分发展，关键工业技术的进步就创

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象蒸汽汽车、机械计算机、洲际飞艇等一度看似合理的产品尚未量产就被内燃机、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所取代了。在

这种技术背景下，关键新技术对现有经济结构的破立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促进作用；在既定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发展空间的充分发掘反而退到了

第二位。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导致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的关键技术集中于少数行业，如电动机、蒸汽轮机、海上采油技术、石油分馏、

计算机、数控机床等，其共同的物理特征是能促进负熵流的开采或能提高负熵的利用效率。从1800年到今天，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经济中心

的转移完全违背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预测，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产生于农业时代，16世纪后西欧农业文明的繁盛给了它充分发展的空间，这些思想在亚当-斯密（1723-1790）这个只来得

及看到工业革命曙光的学者手中得到第一次总结。因此,西方经济学在形成基本框架后才被迫正视工业革命，力图在不改变自身理论基础的前提

下把工业革命纳入自身体系。包括马克思在内，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贬低了工业革命的作用，将西欧文明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繁盛与工业革命之后

的霸权混为一谈，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自由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不过，顺便说一下，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逝于

1790年，死前烧掉了所有手稿。我们不知道当时已经开始展示威力的工业革命与亚当-斯密焚稿事件是否有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很值得我们玩

味。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没有把工业革命纳入基础理论的学说，自然无法在工业时代很好的解释经济史或预测经济前景。好在社会学需要考虑的参数

太多，到现在为止依然无法以精确的计算来作出预测，象作者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承认社会学研究暂时只能止步于定性分析。所以经济学

家们总是能以事后诸葛亮式的天才，从成功案例中找到有利于其理论体系的论据。比如，他们先是说新教伦理有利于经济自由，然后在日本崛

起后急忙改口说儒家伦理也一样（无视日本在儒家文明圈中的边缘地位）。刚刚有几个天才学者从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中找到共同点，日本经

济就出现了“衰退”，于是他们又修正理论说儒家管理方式有天生的非自由倾向.........又如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自由贸易可以让全世界得利，

但一旦那些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遇到了困难，他们立刻转而指责这些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尚未放开的经济领域，认为经济自由化不彻底导致了问

题，而故意忽视那些自由贸易领域更少的国家没有遇到同样危机的事实。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在因社会学尚不严密而产生的学术空隙中钻来钻

去，不断的制造理由来回避因无视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矛盾。



经济学家们如何掩饰他们的无能只是个具体的手段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长期占据准主流地位的原因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

观来解释：



首先，西方经济学在解决局部问题上确实有一定用处。尽管工业革命不断更新整个社会的技术背景，但在局部的经济领域中，由于固定资产的

更新成本很高，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技术背景基本稳定并非不可能。因此，西方经济学还可以在局部问题上作出相对精确的描述与预测。其次，

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不平衡，少数发达地区获得了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生产能力，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显然有利于这些地区

从过剩的生产能力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考虑到历史上思想的传播往往是由大炮而不是学术讨论来完成的，少数发达地区所主张的、对它们

有利的思想体系成为全球主流并不奇怪。



不过，对于试图以科学的眼光来打量世界的作者和读者来说，随大流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在本书前面的部分，作者已经详细分析了工业革命的

本质和由来。认真读过的读者应该可以从中理解作者的如下论断：工业革命对经济的冲击绝不仅仅体现于财富的增长，还体现于财富增长模式

发生了变化。一个以经济发动机面貌出现的重工业部门（广义）取得了超出所有经济部门的地位，从而彻底破坏了成熟农业－手工业社会的经

济发展规律。工业革命应该被看做一次特殊的历史事件，而不是某种社会模式的必然结果。



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体现为生产力的高速、持续增长，并造就了一个能驱动经济的重工业部门。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

动，人类社会中自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变革。



从绝对意义上说，工业革命扩大了人类世界。铁路、青霉素、机关枪使工业社会能够深入原来难以进入的落后地区；定期远洋邮轮、越野车、

直升飞机、罐头食品则使人类能够在缺乏农业基础的荒岛、极地、沙漠中生存；飞机、潜水艇、矿井乃至航天器甚至使人类达到原来只能在想

象中到达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是扩大了，尤其是对于从一个被穆斯林军队围攻的半岛出发，最后征服世界的欧洲人而言。当然，这

个扩大的“世界”只对那些从全球化交流中存活下来的人类有意义。



新机械扩大了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也以更大的幅度提高了“文明世界”内部交通的速度。十六世纪以前各个文明地区之间的旅行，时间

经常要以年来衡量，而且旅行者要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大航海时代用事故率极高的风帆商船联系了大部分文明的沿海地区，也不过是把时间

单位压缩到月。由于手工业和畜力限制了船只的规模和速度，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交通速率并没有比蒙古帝国时期的草原商队或是环航

非洲的腓尼基探险者高出多少。铁路和蒸汽船在几十年内就把洲际交通的时间单位改为“天”，随后的喷气式飞机和高速公路又把这一单位改

为小时甚至分钟。从交通的意义上说，世界大大缩小了。



世界在变“大”的同时“缩小”，这意味着除了少数几个既偏僻又无经济价值的角落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工业化结合成一个整体。与11世

纪大草原周边地区的短暂交流和大航海时代沿海（包括通航外流河沿岸）地区的“全球化”相比，这次全球化是彻底的、可能也是永久性的。

正如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各个时代创新（不论是技术还是文化）频率与传播速度之间的比例决定了世界各地的面貌是否一

致。游猎部落时代创新的频率与传播速度都非常缓慢，但创新频率更低，所以各个地区差别很小。到了农业时代，传播速度逐渐落后于创新频

率（以今天的标准，两者的数值依然都很低），所以世界各地的社会分化成不同的文明。到了工业时代，创新发生频率和传播速度都大幅度增

加，但传播速度增加更快，传播时间几乎降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所以整个世界又被同一种工业文明所占据。前面曾谈到不可能出现两次独立

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就在这里。



工业时代的全球统一暂时还不等于全球均匀发展，统一的世界经济体内有发达的核心地区，也有混乱穷困的外围和边缘。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

：无论核心地区还是外围地区都不得不承认，本地区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无法不考虑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可能在其他地区引起的反应。英国和

德国的海上争霸从北冰洋打到南极洲附近的福克兰群岛，美国为了把日本军队逐出太平洋岛屿要雇佣雨林里的土著部落，远洋航线的建立会导

致亚洲腹地的沙漠商人丢掉饭碗，甚至非洲的半原始游牧民都会因为资源价格上涨而遭到莫名其妙的屠杀，今天的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与世隔绝

的桃花源了。



另外，这种由技术到文化的统一也第一次允许并要求人类真正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为答案的评定给出了一个正在形成的标

准。从人类命运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后面将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论述。



前面说过，工业力量使人类得以在此前因缺乏农业基础而荒无人烟的地区立足。如果这些地区恰好具有重要的工业资源，那么，这些原本处于

边缘地位的地区立刻就会成为繁荣的工业城市，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甚至发展出新的文明。中东的石油王朝虽然缺乏根基，但如果考虑到游

牧民族的军事地位已经丧失，应该承认这是工业资源创造新文明的一个例子。即便一些地区连矿产资源都没有，交通地位也可能成为一种资源

。最早来到南非的欧洲人就是为了在远东和西欧之间建立航海补给站而开辟殖民地的，贫瘠的直布罗佗、马耳他、巴拿马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

点。在冷战期间，飞行技术的发展甚至将北极圈内的冰岛变成了对峙前线与交通枢纽。我们在考虑工业时代的历史时，必须注意到工业经济对

经济地理的修正。



重工业带来的负熵流使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我们必须注意到，部分人类行事不一定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标准，改造世界也未必就

是建设。重工业部门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和以破坏为目的的军事部门紧密结合，军事和经济的相关性在工业革命后比农业时代又有了很大的提

高。



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所以工业化在军事上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文明的主体——农业文明得以彻底压倒游牧民族的军

队。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军事优势体现为可以动员更高比例的过剩人力投入战争，但粮食剩余终究是少数，游牧民族的全

民动员优势可以轻易抵消发达农业文明的剩余人力，而手工业的发展上限使农业文明并不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压倒牧民（少数消极防御战除

外）。由于游牧民族占有机动性高、组织严密、民风剽悍、生活环境与战斗环境相似等优势，还可以很容易的仿造或夺取农业文明的技术兵器

，所以游牧民族一直占有战略主动权。蒙古帝国对旧大陆的征服就是典型的蛮族骑兵压倒在技术、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文明地区的例子。即

便到了热兵器的早期，拥有火器的中亚骑兵或北美大草原上的印第安骑马步枪手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工业革命到来以后，即便游牧骑兵占领了最先进的兵工厂，缺乏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游牧生活方式也无法让牧民们同时享用到机动性和先进的武

器。而即便在工业化的边缘地区，罐头食品和铁路也显著提升了文明地区军队的机动力，标准化的步枪、子弹和火炮使军队可以通过技术兵器

成十倍的提升火力。游牧军队在数量、质量、和机动上都丧失了优势，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内燃机的出现甚至使游牧地区丧失了提供军事

运输畜力的特殊地位。或许不是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能在工业时代登上历史舞台，但我们在讨论随后的历史时，忽略牧民的作用不会对讨论结果

造成什么影响。



重工业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体系。在拥有铁路和轮船构成的后勤网络以后，远征军的规模不再随作战半径的增

加而迅速衰减到0，因此工业强国可以发动跨文明区域甚至是全球性的军事行动。19世纪，在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的多次战

争中，西欧工业强国与本土作战的传统农业文明对抗，不仅在火力与技术装备等方面占上风，往往还能在具体战役中取得人数优势，靠的就是

工业化的军事体系。



能促进消费品生产的重工业水平与军事能力在工业时代几乎划上了等号，“富国”和“强兵”往往被这个时代的统治集团看做同一个目标的两

个表现方式。由于工业化强国的军队可以跨地区发动征服，遥远的距离和高山大海再也无法保护社会制度的随机变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工业

时代达到了极致。凡是有利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就能存活并扩张，不利工业经济发展的制度要么灭亡，要么被改造为强国经济体系的边缘部

分。再加上各个文明内部各种次级上层建筑的竞争、变异，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是其中一个小插曲而

已。这个插曲之所以尚值得一提，只是因为此前游牧民族用几千年时间积累的军事威名。



在农业时代的战争中，人类也会互相残杀，但农业文明的地域性和人类自身的力量的弱小限制了战争的危害。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破坏能力

的增长很快就让地球都显得狭小。早在20世纪初，战列舰主炮在射击时就不得不考虑地球自身的曲率，到了20世纪中期，核武器的出现终于让

人类拥有了毁灭自身甚至整个生物圈的能力，这是工业化军队发展的必然结果。（某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核武器是一种特殊技术兵器，但即便忽

略核武器，以20世纪常规武器以及化学、生物武器、油气炸弹等准战略武器的发展来看，人类拥有毁灭自身的能力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现

代战争的残酷面前，农业时代的军事冲突宛如儿戏一般。罗马人灭迦太基，亚述人占领叙利亚，最残酷的报复不过是将敌人平民卖为奴隶，在

首都周围的农业地区撒盐以防止重新开发。到了20世纪，利用生物和化学技术对整个民族进行大屠杀的记录屡见不鲜，纳粹不过是其中最著名

的一例。核武器轰炸下的土地不止是存草不生，还有流毒千年的辐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了保证轰炸精度不惜用落叶剂毁灭对方的植

被........当然，只要有机会，对手也绝对不会因为同情心而放弃报复，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双方都意识到无限制使用暴力的后果以后，才可能

出现“恐怖的平衡”。



工业革命使武器的破坏力开始威胁到全人类，甚至不会放过胜利者，这种可怕的后果是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副产品。不过，全球性危机倒不一

定来自战争，80年代以来充斥媒体的环保言论已经向读者展示了无数种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小到生物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大到温室气体的排放

，短期的有高能物理实验室的实验差错，长期的有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里作者不再一一枚举人类因科技进步而给自身带来的威胁,总而言

之一句话，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前面曾经指出全球化

允许人类真正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些因为人类过于强大而产生的威胁则从相反的方向强迫人类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行事规则。



读者应该还记得前面的描述，农业社会的人均财富非常低，除了很小的一个上层社会外，大部分人只能满足于温饱，剩余产品基本被上层社会

和公共开支所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平民的生活没有什么自由度，只能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谋生。极少数的文化活动也与经济活动密

切相关。只有在土地相对过剩的繁荣时期，平民才有可能暂时的拥有一些闲暇和自由，但根据我们的讨论，以指数增长的人口很快就会消灭这

种生活。至于上层社会，他们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与远远超出生存需要的财富，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生存规律生活。不过，上层社会这

个小圈子位于社会决策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同时统治集团内部往往存在激烈的竞争，那些不努力扮演自己应有

角色的统治者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出局，因此上层社会也并不自由。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应当知道，即便是万乘之尊的皇帝，在儒家统治秩

序比较正常的年代，如果不安于代表官僚集团管理国家的责任，试图利用自己的财富和闲暇来展示一下运动或艺术才能，也一定会受到整个官

僚集团的指责，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被废黜。



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平民，从宏观来看，农业社会的人类都只能按照被经济背景所决定的社会规则去生存。即便他们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以

经济为中心和竞争标准的社会也很难容纳这种异类，生存竞争很快就会将其淘汰。还有一些专职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人类，要么放弃了正常的

经济位置、承担极大的生存风险，要么专门取悦统治者，依附于上层社会，从而暂时取得了一定的自由，为后代创造了大部分文化遗产。但这

种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很低，从未取得主流地位。从生命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脱胎于物竞天择的生物界。在人均财富停留于温饱线

上下、文化传播依赖于人口繁衍、迁移的农业时代，在人类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规律自然还是生存竞争规律。我们之所以在农业社会总结

出“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就是基于这种客观现实。



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逐渐增加的财富一开始还是在这种基本规律下起作用。慢慢的，由于复杂的工业体系（包括工业经济所必须的社会

管理机构）需要雇佣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来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个集团以工业经

济所必需的专业技术换得了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财富，其绝对数量庞大，内部生存竞争相对不强，又不必为整个社会的运转负责，因而拥有了

前所未有的生存自由。在这以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有条件且有意愿去追求自由生活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古希腊黄金时期的富

裕城邦公民还是宋帝国黄金时期的城市有闲阶级、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商人贵族，其绝对人数、占人口比例和收入超出生存需要的程度都无

法与19世纪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庞大中产阶级集团相提并论。（当然，与人口总量相比，这个中产阶级还只占很小的比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此，某些主要社会集团不一定要准确的按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轨迹运行。因为生存竞争规律有效的前提是生物占

有的资源接近于生存的底线。具体到人类社会中就是生产力只能供大多数人以温饱，然后残酷的生存淘汰赛会消灭那些不竭力为自己和子孙谋

生存的人类。工业革命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改善了相当大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均财富状况，人均财富的增长从量变到质变，许多人即使不再严格的

按某种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的模式生活，也不会立刻在肉体上被淘汰。生存竞争规律在一定程度内变成了历史。



另外，农业时代人类交流困难，文化、思想甚至宗教的传播只有在人口和物质文明扩散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进行，象军事征服、人口迁徙、家族

繁衍等事件都是主要的文化传播途径。因此象文化和思想等上层建筑的“软件”，其发展规律也因生存竞争的存在而服从经济基础所确定的发

展轨迹。工业革命通过现代媒体和教育、科研机构改变了文化、思想传播的方式，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不需要与特定人类群体的扩张、迁移相结

合，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生存竞争规律的影响。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人类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尽管发达工业国家与其他地区

之间的经济鸿沟越来越大，还对移民关上了大门，但工业经济确实在生产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在工业经济内从事技术

性工作。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已经准中产化，第三世也界出现了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收入获得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人口数量还在继续

增加。文化和思想也因为电视机和互联网的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传播成本。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自然

就不再准确了。



当然，人类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生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由于社会的运行存在惯性，以及很大一部分人类依然在温

饱线上挣扎，甚至还有数亿人在捱饥荒，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塑造肯定还要在21世纪持续下去，只是不再具有决定性地位。



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但人类依然从1780年以前的农业时代甚至游猎时代继承许多物质、文化遗产。在前几章详细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农

业革命的遗产后。本章的讨论把工业革命的后果总结为人均财富的增长、全球化、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限制减弱、自身力量的增强带来了全

球性危机这四项主要影响，以及游牧民族退出历史舞台等次要影响。在这一分析中，唯物主义原则没有变，作为分析基础的科学精神也没有变

，之所以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本身的变化要花上这么多的笔墨，原因在于工业革命是一个超出人类社会内部规律的变数。



前面作者曾将历史进程比喻成河流，把社会内部的规律（如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比喻成水力学知识，那么工业革命的出现就好比历史

之河进入了一段特殊的河道，这段河道的宽度（历史发展的自由度）、坡度（历史进程的快慢）、礁石数量（特殊事件的数量）都远大于农业

社会，因此水流的具体流动方式很难预测，浪花、旋涡层出不穷。考察这样一段河流，我们需要知道水的物理特征，更需要了解既定河道的几

何形状（地球资源所能支持的工业体系的具体特征）。即便如此，在如此之宽的河道内，对具体的水流作出任何具体预测都必须慎而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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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工业革命的起因



上一章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具体过程。一旦这一过程得到了明确定义，引出无法回避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真实历史中的那个时间

、地点开始？为什么人类必须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度过近一万年才能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其他农业文明会率先享用工业

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前面几章分析了农业社会的特征和工业革命的本质，并对近代西欧社会的扩张进行了详细解释，本章将尝试在这一基础上

分析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旷世巨著，诗人蒲珀对这一事件做出了毫不夸张的的评价：“大自然和她的法则隐匿于黑暗

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天地一片光明！...”牛顿作为历史上空前，也很有可能是绝后的天才，给人类带来了解释万物运动的精

确理论——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还有微积分——将简单的物理定律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连的桥梁。这些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

其他成就，比如光谱的发现、热传导公式等，虽然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发现者名垂青史，却往往会被人们忽视。自牛顿以后，人类得以量化的理

解自然规律，进而作出量化的预测，有意识的设计各种新机器来提高效率而不是靠经验和运气来取得新发明。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科学开始自

牛顿，现代世界正在牛顿开创的道路上运行。



从牛顿开始展露天才到工业革命的爆发，中间只隔了不到一个世纪。两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相对漫长的农业社会而言

）先后发生在同一个小国（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1%），确实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这种巧合为一种常见的观点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许

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时间上靠的如此之近的重大事件之间必然有因果关系。于是他们宣布工业革命是牛顿时代科学革命的直接结果。关于这个问

题，我们可以用一个天文学的概念来类比。



用望远镜巡视宇宙，可以发现一些靠的很近的恒星，如果两两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双星。大部分双星之所以靠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确实离的

很近，互相吸引，绕质量中心旋转，这叫物理双星，1/3或更多的恒星都与邻居结为物理双星。不过，不是所有的双星都是物理双星，宇宙空间

相对微小的恒星光点虽然非常浩瀚，但当被观测的星星足够多的时候，还是有某些星星不是因为真的距离很近，而是因为在天球上的投影恰巧

靠在一起，从而表现为双星，这叫光学双星。天文学的入门者无法分辨两种双星，往往会认为自己看到的靠在一起的恒星都是互相绕行的邻居

，更进一步的观测可以很容易的用光谱分析来区别这两种双星。



类似的，历史重大事件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搅动社会，引发其他的重大事件，从而使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集

中于少数转折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在年代、地理上接近的历史事件之间都一定有因果关系，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同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没

有任何历史或物理定律禁止两个在时间上相近的事件各自独立产生并带来自己的影响。如果认真分析，我们会发现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和不久

以后的工业革命之间正是如此。



说到科学，我们必须先指出技术和科学之间的技术与分别。科学的定义在本书的开头已经给出了：所谓科学，就是在事实和简单这两个标准约

束下描述世界的一种体系。而在经济的意义上说，技术是指制造一种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简单一点

说，科学试图描述并预测世界，关心的是各个事件之间的逻辑；技术则是经验主义，关心某件事情事实上是否行的通。从历史上看，技术和科

学不一定有联系。古希腊就存在过与现代科学体系非常相似的科学体系，他们也讲事实，讲逻辑，在事实的基础上追求对世界的最简描述，但

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把科学应用于经济技术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如果不是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阿基米德绝不屑于与奴隶或下等人站在一起

制造机械。近代早期的科学界这种风气也很严重。一般严肃的历史研究认为，科学与技术的正式结合应当在电力革命前后，这又带来了一个新

问题：为什么以发掘物质世界规律的科学一直和经济部门里的具体技术相分离呢？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技术为什么不向科学寻求支持？这就需

要考察科学和技术在经济中各自的具体作用。



由于今天科学和技术已经在经济领域内结合，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科学建立自身体系的方式是自上而下，自简而繁。科学先建立一些基本

的原则，如相信事实、尊重逻辑，然后以此为基础对自然规律作出定性判断，如地球的形状接近球体、物体存在惯性，慢慢的从定性到定量，

如衡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地球的半径。最后才是通过这些规律进行预测并进行验证，如根据物体的运动规律来给大炮加准星，根据微生物生

长的特性降低葡萄酒制造过程中的变质率等等。而技术则是彻底的反过来，酿酒师傅根据经验告诉徒弟葡萄酒如何放置可以不变质，炮手根据

大炮的仰角放在多少可以打中指定距离的敌人制作标尺，伐木工探讨如何砍树最省力气......这一层次的技术学习完全是死记硬背或条件反射

，然后为了便于掌握再把相近的技术进行合并归纳，自下而上，自繁而简的建立体系。科学与技术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影响具体的人类活动

，它们的结合点和结合时间取决于两者伸展的速度。



对于技工来说，技术熟练与见闻广博很难兼得，技术体系一般局限于某个经济部门以内，所以技术很难向上突破发展为科学，这一点在前面讨

论农业社会时已经充分介绍了。而长期以来，科学向下伸展的速度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科学的原则是简单，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在自然界

和人工制品中，很难找到足够的“简单体系”来进行考察，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很容易取得标准化制造的

天平、砝码、尺子、低摩擦的导轨、无色透明的玻璃容器和透镜、钟表等实验材料，但在工业革命以前，这都是非常昂贵的物资。因此科学家

们必须具有非常强大的抽象思考能力和悟性，有时还要加上一点运气，才能从非常复杂的事实中提炼出简单的规律。实验条件的恶劣甚至逼迫

科学家们在遥远的天体里去寻找“无摩擦运动”和可以用简单参数描述的轨道。力学是与最普通的人类活动紧密相关的学科，近代以前的进展

却多与天文学观测成果有关，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一个免费的实验室，大部分研究只能作出定性的判断

，离指导具体生产还很远。



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很久，机床和蒸汽机提供的便宜、精确的实验器具才允许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模拟抽象中的理想化实验，科学因得到了发展

的肥沃土壤而飞速发展。很快，不断细化、具体化的科学终于能够定量的解释已经被机器工业足够简化的生产流程（表面上工厂的工艺比作坊

复杂，但具体到每一道工序里的主要参数，确实是简化），并作出预测和指导。科学与技术在这时终于上下相通，在大多数领域结成了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以前，科学是无法真正影响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或许有人会指出欧洲人向西航行以求到达中国的新航路这一举动是因为他

们相信大地是球体，认为这是科学的作用。不过，如果哥伦布真的知道地球的真实大小，如果他知道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还有太平洋和美洲，他

肯定不会向西航行。运气和科学是两回事情。



从上一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核心部分的本质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体系收集、利用负熵流的形式。既然在工业革命产生一定效果以

前，科学对技术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认为科学进步造就了工业革命是不合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是什么触发了这场技术革命并使之发挥作用

。



根据前面的分析，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其物质基础在于生物界以外存在大量的低熵物质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矿产。但这是

所有文明共享的潜在财富，因此不能说明18世纪西欧的独特性。不过，前面的分析还表明，工业革命的存在依赖在以下于三点：
A技术进步达到了可开发生物界以外负熵源的水平，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条件
B从开始系统利用生物界以外的负熵到彻底改变经济基础，其间技术进步所需时间不能太长。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必须在短期

内全部发展出来，否则这一工业化进程不能称为“革命”。
C 社会结构必须给这些核心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条件。



从历史上看，技术革命的实质是农业社会手工业的升华，在这场技术革命爆发以前，一切社会规律依然在农业社会的轨道上进行。因此，我们

必须以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为基础，讨论工业革命的爆发原因。



先考虑条件A。正如前面指出的，“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应

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长期技术增长速度是一个基本独立存在的，稍大于0的参数。因此，无论是考察平均水平还是最高水平，公元

1500年的技术水平应该和公元1600年相差无几，但肯定显著高于公元500年，与公元前后的技术水平相差更大。工业革命初期所需要的基本技术

虽然很粗糙，但至少也要有一台能在任一主要经济领域取得效益的蒸汽机，和能够制造第一台金属机床的手工金属加工能力。从什么时候起，

旧大陆人类的技术水平足以满足这2个条件呢？罗马帝国和汉朝鼎盛的古典时代，连螺栓螺母都没出现，水车刚刚发明，显然不合格。虽然火药

最晚在9世纪就出现了，但1300年前后东西方才有铸造的火炮（即密封的高精度金属管）出现。考虑到军事技术一向领先于民用，这表明1300年

以前金属加工技术不足以制造蒸汽机所必需的承压密封管道与汽缸。不过，要想从1300到1780年之间定一个确切的界限，似乎不太容易。农业

时代技术增长的平均速度实在太低，而且短期内还会有反复，无法对数百年的技术史进行定量讨论。我们权且把这个年代的上限定在1300年，

这样就很方便的排除了许多文明的鼎盛时期。



再考虑条件B。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农业文明技术进步相对较快，以至于可能领先世界平均水准的年代就是那些粮食剩余较多，非农人

口比例高的年代。在旧大陆基础技术水平足以允许发展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以后，那些正处于循环上升期或是因为对外扩张取得过剩资源的文

明显然有更多的机会 取得技术突破。



写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科学进步的问题，根据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科学和文化一样，无法直接生产粮食。农业社会的科学因为不能与生产

技术相结合，其性质是上层阶级用来娱乐的奢侈品，因此它的繁盛与否也总是和剩余粮食数量或人口资源比同步变动。因此，我们可以用西欧

的海外扩张来解释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用地中海盆地农业和贸易的恢复来解释文艺复兴。这样，科学进步、文艺复兴和导致工业革命的技术

进步之间的同步性就容易理解了。



还有条件C。应该注意到，工业革命是在开始很久以后才能通过化肥、育种等技术提高农业单产的。在那以前，新生的工业只能节约一些人力，

并不能在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中解决粮食问题。因此，一个处于人口过剩或人口平衡态的农业文明如果拥有了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最初的重

工业部门必然会让很多劳工失业。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由于出现了多余人力，而粮食产量没有同步增长，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会彻底

抵消节约少许人力的益处。中国清朝(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早期抵制修铁路的理由之一就是会造成民夫失业；长江上的船夫曾联合起来抵制轮船公司；当英国占

领印度手工业品市场时，表面上印度人获得了性价比更好的产品，但本土工商业的崩溃使得：“悲惨的情况在商业史上无与伦比，棉织工人的

白骨染白了原野”。这种现象限制了工业革命的发生。相反，在土地相对过剩的文明中，即便是最粗糙的重工业部门也足以用节约人力的方式

同时提高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要把因人力短缺而无法开垦的荒地纳入考虑）和粮食总剩余。因此，无论技术突破在哪里出现，由于工业

革命爆发并不一定能立刻提高粮食剩余，只有人力相对稀缺的文明才可能真正使工业化充分展开。



这三个条件对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和地点作出了限制。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不应该断言超出条件的事情完全不可能，毕竟小概率事件总是存

在的。不过人类只能考虑那些在自己理智范围内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条件对各个文明的历史进行一番扫描，看看各个文明和时代

与条件的吻合情况，从而分析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个条件剔除了1300年以前的所有时代。同时告诉我们1300年以后是充满机会的年代，在这以后取得技术突破的文明有很大希望利用工业的

力量在随后的几百年中继续领先。西欧在1300年以后正处于一个超长的发展循环的上升段，同期的其他文明都因为没有类似的条件而依然保持

稳定的循环周期，上升段最多持续 300-400年就要转入衰落，因此西欧一旦弥补了以前衰落时期的落后，技术领先时间要长的多。在这场无意

识的赛跑中。西欧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至于第二、第三个条件，通过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读者应当可以发现可以把问题简化为是否能降低

人口-资源比。西欧因取得美洲和压制印度的工商业获得了大量空白土地和原材料，这既促进了技术进步，也给重工业这个排挤简单劳动力的新

经济部门让出了发展空间。因此，综合各方面考虑，西欧是当时最可能取得工业突破的农业文明。



前面指出了西欧的主要优势。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也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爆发，比如英国恰好在打败其他海军竞争对手，取得海上霸权的同时砍光

了自己的燃料林，被迫大规模开发煤矿；而英国的煤矿含水量较同期另一个采煤大国——中国要高的多，排水问题严重，这都促进了英国蒸汽

机的使用。又比如欧洲内部市场渠道发育较晚，商品和贵金属的长距离流通都被少数大资本垄断，经常受到政权干涉，反观中国和土耳其这种

较早进入平衡态的农业帝国，稳定的市场经济已经压制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大资本。当出现一个彻底打破农业社会经济平衡的重工业部门时，是

垄断性的大资本而不是经济权力充分分散的工商业网络更利于其投资。另外，相对农业社会而言，工业社会需要更强大的中层组织和庞大的企

业管理机构，恰好西欧有大量的、正在逐步消亡的军事贵族阶层。这本来是落后农业社会留下来的一个累赘，这时却为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管

理经验和组织力量，使西欧不必再付出社会成本从头建立组织。100年后的日本还会因这种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得到便利，象中国这种已经基本淘

汰了世袭军事贵族的文明却会因此而放慢进入工业时代的步伐。



不过，这些次要因素的存在与否充其量只能把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前后推动几十年，或是决定工业革命爆发于西欧的哪个地区，并不能从根本

上改变历史大势。西欧自从海外扩张开始，其经济中心先后从葡萄牙挪到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最后才是英国，在这以前还有文艺复兴时期意

大利的工商业繁荣和汉萨同盟的200年霸权。数百年间，最具有扩张性的经济制度几乎绕了欧洲大陆一圈，而美洲、大洋洲还有许多空地没有开

发。即便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在英国，我们可以预料有利的人口资源比态势还将在西方文明中持续几个世纪，总会有一个西方文明的经济中心适

合重工业发展。自从西欧率先占有了美洲和印度附近的制海权，结合当时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考虑，工业革命的爆发地点最可能爆发的地点

就是西欧（或西欧的北美殖民地）。



后面谈工业革命的影响时将会论述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技术进步使地球变的越来越小，同时重工业体系将通过垄断工业物资生产

权的方式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个成熟的重工业体系必然会用经济、军事等手段排斥可能的新生独立重工业体系，并通

过技术扩散方式影响其他地区。一旦西欧的工业化结束，其他地区即便具备了独立工业革命的条件，也无法重现西欧的工业革命。19世纪，实

际统治埃及的突厥军官团就曾经试图自己建立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结果，英国贸易部长科布登（此人因主张自由贸易，到今天依然为西方经

济学的拥趸所推崇）以赤裸裸的语言公开宣布“.......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

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随后英国军队用大炮和军舰强迫埃及放弃了自己的工

业化，继续充当英国的殖民地。这种现象在接下来的1个世纪中还将反复出现，如果读者能够理解近代以来西欧是最容易发生工业革命的地点，

想必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西欧会经历独立的工业革命了。



以上内容和前面一章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西欧工业革命原因的分析。从游牧民族入侵到黑死病，再到航海技术和美洲的发现，在各种因素几

百年合力影响下，工业革命终于在西欧爆发。西欧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权。经此分析，某些读者或许会认为西欧的历史发展颇有

天命所归的意味，发展起来一路顺风，以至于不能用正常的概率来解释。这其实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想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千个乒乓球上写上1到1000的数字，然后放到一个袋子里随机抓出一个，抓到任何一个号码的概率都是1/1000。如果

你事先预言了你要抓到什么数字，然后一抓一准，这看起来确实象是有上帝相助。但如果你事先不预言会抓哪个球，事后却对你以1/1000的概

率抓到某个球的事实大发感慨，这种感慨就显得无聊。因为事后诸葛亮是不可以夸耀才华的。同样，只要地球上存在足够的低熵物质，只要技

术链允许人类以手工业为基础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地球上总有一个地区会爆发工业革命，不是西欧也会是其他地区。无论发生在哪个地区

，工业革命必然是各种长期趋势和偶然因素在几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慢慢积累影响的结果。既然读者们不是在一千年前做预测，而是对着已

经发生的历史做评论，就没必要认为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



还有人把西欧此前几百年的上升期和工业革命后的扩张混为一谈，认为西欧的统治阶层或是文化、制度、宗教、甚至是饮食习惯，总之是某种

西欧独有的东西给西欧奠定了“进步”或“先进”的基础。这些缺乏历史整体观的学说不仅无视西欧的经济水平在1500年以前长期低于旧大陆

主要农业文明平均水平的事实，认为最近几百年西欧的相对领先就是整个历史，还犯了为历史设定目的的根本性错误。作者在此要重申一个显

而易见的事实：任何时代的人类对超出他们科技水平之外的事物都只能进行无根据的猜测。即便有人可以在遥远的古代设计历史，他们也无法

根据工业革命所需的条件或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位置设计制度，让自己的子孙从中获得利益。



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确实是手工业借助自然界低熵物质的一次“升华”。不过，正如前文的论述，工业革命爆发的时候科学还没有

与技术相结合。既然科学并没有对技术进步进行指导，那么自然没有人可以规划工业革命。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旧大陆的科技水平宏

观上不断上涨，具体到每个文明却是时涨时落，一旦手工业水平达到了某个水平，工业革命就具备了可能性。西欧恰好在这个时期领先于其他

地区，最先达成了技术突破，而且社会条件利于排挤人力的重工业发展，因此率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受益。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并不是独

一无二的特殊事件，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为读者提供一个类似的历史案例做比照。



一般认为，旧大陆中央大草原的存在使得旧大陆各主要农业文明得以便利的从其他文明学习技术。同时，由于印度与中东之间、中东与欧洲之

间存在便利的水路交通，所以它们之间的技术交流要比同远东文明的交流容易的多。只是由于农业时代出现新技术的频率实在太低，即便技术

的自然扩散很慢，各次技术进步之间的间隔依然足够技术传遍整个旧大陆。僻处远东的中国没有因地理位置不利而明显落后于旧大陆的平均技

术水平。相反，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社会相对安定，许多技术在中国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技术细节，从而发展到了农业社会的顶峰

。



在定居农业时代的早期，技术进步随机出现的频率要比成熟农业时代快的多，冶炼、轮子、石工技术、陶器技术.........在短时间内先后涌现

。因此印度、中东、欧洲三个联系紧密的农业地区在技术上较远东、东南亚要先进一些。这也正是第一、第二个农业文明都出现在西亚水陆交

通枢纽（今叙利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原因。典型例子就是炼铁技术率先出现于西亚，然后是欧洲、印度，最后才传到中国或通过间接影响触

发了中国金属炼铁技术的出现。（中国炼铁技术应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亚在公元前1400年或更早，印度和欧洲均为公元前1200年，铁

器在中国真正普及要到西汉）



铁器时代的姗姗来迟使中国在青铜时代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在西方诸文明已经用块炼铁取代了成本昂贵、原料复杂的青铜时，中国人还在努

力改进青铜技术。结果，包括高温冶炼、大型铸件、原料破碎、强力鼓风技术在内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发展。等到炼铁技术在中

国出现，这些从未在其他文明得到广泛应用的青铜冶炼技术让中国很自然的直接发明生铁冶炼技术。同时，由于其他文明过早的结束了青铜时

代，没有哪个文明会努力发掘青铜冶炼技术细节，自然也无法从铜冶炼技术中领悟出钢铁冶炼的高级技巧，生铁冶炼要到14世纪才会在中国以

外出现。炼铁技术的超前还使中国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能够大规模制造球墨铸铁、可锻铸铁，在东汉就能以炒钢法炼钢技术，在明朝利用焦碳

冶炼技术，这些技术在西欧的出现都要等到1700年前后，离工业革命只有不到1个世纪。



中国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在唐宋时期相对其他主要农业文明拥有无可辩驳的技术优势。优质廉价的钢铁不仅节约了人力，还增加了可开

垦的土地，改善了人口-资源比。，中国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在经济、技术上均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是因为相对独立的地理背景，

钢铁冶炼技术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不过，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种上千年的相对富足并非是某个伟大人物或社会集团的功绩，也不是什么

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客观的地理环境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也一样。



作者习惯于对历史做假设，用理想中的实验来验证一些事实。比如，保持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和经济基础不变，但改变一些山川河流的分

布，改变一些历史初始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其他一些听起来荒诞但合乎逻辑的工业革命方式。



工业化核心技术的突破必须与一个扩张中的社会结合才能产生工业革命。作者注意到在农业社会扩张性的社会制度一般意味着崇尚武力，而作

为初期重工业部门的煤铁复合体最先促进的就是兵器工业，如铸炮、铸枪弹、刀箭等。因此，一个以军工需求驱动的工业革命也是可能的。设

想一下，如果在虚拟的世界中，由于游牧地区的广大，一个类似蒙古帝国式的游牧帝国以不大的代价忽然征服了一个技术上刚好到达工业革命

突破点的农业文明，然后这个类似元朝的二元帝国试图动员农业文明的力量去继续它的征服。那么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战争为标准的帝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或

许不会关心传统经济部门的前途，却肯定会对一个能够自行扩张、升级并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加工能力的重工业部门感兴趣。考虑到早期煤铁

复合体生产能力的弱小（1800年英国工厂只用了数千台蒸汽机，法国达到这个水平在50年以后），一个庞大军事帝国的军事订货足以让它发展

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的水平。然后，随着重工业平均成本的下降，一旦某个足够聪明的工程师或商人认识到重工业部门其实也可以在民用产

业中节约人力，考虑到战争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人力短缺，工业革命就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爆发。



另外一种扩张性的社会制度是奉行一神论的宗教。宗教僧侣们不仅有宣扬教义的强烈愿望，往往还会在修道院或专门的宗教圣地内创造一种半

独立于世俗生活的独特生活方式。在真实的历史中，火药最初来自炼丹道士，西方化学起源于炼金术，古登堡印刷术最先用来出版圣经，现代

机械表最早用来提醒教士们作礼拜的时间不要迟到。在一个接近工业革命关键技术的社会里，由某个自力更生的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劳动时率先

发明了蒸汽机和金属机床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实。然后，如果教士们把这两者结合的神奇力量归结为上帝的恩赐。那么，早期重工业技术完全

可能与宗教结合。事实上，僧侣或祭司们利用一些未曾普及的技术装神弄鬼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宗教色彩的掩护下，即便社会暂时不缺人力，

提倡自力更生的早期修道院也完全可能用机器的力量——上帝的恩赐来取代一些人力劳动，直到平民也充分理解这项技术。



这两种假设中的历史只在本书中存在，不过应该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革命真正需要的条件——技术基础、技术突破和初期的需求。回顾历史

，其实有许多文明在某个时期具备其中的一或两个条件，但这三个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或许要加上第四个限制：在地球不够大的时候，必须

保证地球上没有其他地区已经爆发过工业革命）。在公元7-8世纪，扩张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可能是西欧工业革命以前最接近于满足这三个

条件的历史时空点——政治和经济体制都在征服中变的适应扩张，征服的广大地区足以释放人口，而跨三大洲的帝国又引发了空前的科技交流

与进步。遗憾的是技术水平起点低，旧大陆的技术水平尚不允许最原始的实用蒸汽机与金属车床的出现，因此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另外两个可

能的候选是明朝和清朝鼎盛时期的中国，却因为人口过剩和内部市场交流过于发达、缺乏大资本而未能实现。



除了假设其他的工业革命可能性，我们还可以想象：如果地球上不存在煤炭，或铁的物理性质稍有不同、不允许被精密加工成工业部件。那么

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应该还会在大致相同的轨迹上前进，但西欧就不会在1800年前后因为暂时的繁荣和资源过剩而爆发工业革命，更无法凭借

手工业和农业来统治一个同样有发达农业文明的世界。在这样的历史中，随着其他地区的传统农业文明不太困难的学到西欧人的航海能力，随

着殖民地凭借迅速繁衍的人力赶走本土的军事贵族，西欧短暂且只波及沿海地区的200多年海外霸权会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迅速崩溃。1600

之后的两个世纪或许会被称为“海上蛮族征服时代”，与蒙古人对大草原周边地区的征服并称。事实上，斯塔夫理阿诺斯已经在全球通史中对

这一时期做了总结：



“..........1500年至1763年间，欧洲由于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已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崛起。但对亚

洲和非洲来说，欧洲的影响在18世纪末时仍然很小。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同样

，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影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的交往，但还是被严

格限制在广东和九州。如果18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的关系以及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那么，三个世纪的相互影响就会没

有什么成绩可言。几乎只有几座破坏了的贸易站和教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来的入侵者.....。”西欧因工业革命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

迹，但这奇迹并不是西欧命中注定的结果。



总之，工业革命既是一个历史中的特殊现象，也是客观物质基础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产物。只有充分理解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发生原因，我们

才能真正就它的影响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