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无边

旧王孙

科学必须有两大要素，逻辑体系和实验系统，分别发端于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和中世纪末期的伽利略。

欧几里德关于几何有两个典故最有名，一个是回答国王的话：“几何无王者之道”，意思就是几何没有专为国王铺设的捷径大道，只看你的智力，没有智力天分，哪怕贵为君王，也是枉然。这句话可以说明欧几里德的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民主思想。

还有个关于某青年提问几何学有何用处的回答：“请给这个小伙子3个硬币，因为他想从几何学里得到实际利益。”学术的目的是求智，而非求利益。哪怕从某个学术里得不到任何利益，也要去追求真理。求智才是乐趣。这个回答通常也使欧几里德被看作一个哲学家。

求利益只能诞生实用技术，始终上升不到科学的层面

旧王孙

人类逐利的本性注定了单纯求智的罕见和可贵，因此注定了科学诞生的宝贵与偶然性。科学在人类文明中诞生不是必然的，不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很大程度上违背人类的本性），而是个偶然现象，就和茫茫宇宙中生命的出现一样，是碰巧出现的，看似严苛到不可能的条件竟然都因缘际会的凑到一起了（要有地球这样离恒星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不能太热又不能太冷的行星，还有各种化学条件）----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是不用感到惊讶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两项居然被发现了。”（爱因斯坦给Ｊ．Ｅ．Ｓｗｉｔｚｅｒ的信，一九五三）。”

旧王孙

东方古代的世界观体系是天圆地方的，这也切合日常生活经验，却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地球是圆的。

有段关于织田信长的典故，当然，里面关于中国皇帝的设想有点偏激，实际上明代已经有了西洋传教士为中国做的地球仪，可见中国皇帝也是姑存其说的。不过里面反映了一种尊重超越于日常直接经验的思想的态度，直接感受到的不一定正确，没感受到的不一定不存在----

“一群在日本宣传天主教的欧洲基督徒，送给了织田信长一个地球仪。他指着问传教士这是什么，基督教徒回答说，这是地球仪，我们住的地方其实是在一个球上。这个教徒正在绞尽脑汁想着怎样向他说明世界为什么是个圆球，没想到织田信长随即就说：“晤～很有道理”，并再次指着地球仪问：“日本在哪里？你们的国家又在哪里？”在场的一个传教士弗洛伊士，后来用了惊讶二字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他认为织田信长的领悟能力不同一般，是个非同寻常的人。­

  然而我却认为，不管他当时是否真的明白了地球是圆的，他身上都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而正是种求知欲望，使日本民族一直保持了主动求新的学习劲头，他们从古代的中国学习了政治、艺术，从近代的欧洲学习了军事、科技，从现代的美国学习了管理、经济。­

  试想，如果当时基督徒把地球仪献给中国皇帝，并告诉他我们是生活在圆圆的地球上，会是什么后果？中国(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肯定会大骂：“妖言惑众！有伤国体！将其乱棍打出！”然后把地球仪砸碎或是当足球踢着玩，并下令国人不许与洋人来往。­”

旧王孙

人无非六感，眼耳鼻舌身意。

电磁波这种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鼻子闻不到，舌头舔不出来，身体感受不到其存在，在古人的意识中也想象不出来。古人看到电视机收音机电脑手机这些东西一定会斥之为妖妄或尊之为神物，这些在今天却都不过是平平常常很好理解甚至一天都离不了的东西

小巧的鼻子

红教V5，寿与天齐，一桶浆糊！

旧王孙

英美系的学问，在逻辑体系上往往漏洞百出，在实用上却如鱼得水；日耳曼系的学问，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但一运用到现实中就头破血流。但不能就此否认德国哲学的价值。

理论本来就是求真理的，而非求实用。正如工科有极大的实用性，但并不能就此否认理科的价值，不搞理科了。

理论或求智说白了，不是为了有用的，或者更确切点说，不是为了短期内立竿见影的有效用。只要是更接近真相的真理，即使短期内没有用，到了未来技术手段更上的一天，也会凸现出其实际效用。

天圆地方时代，地球说无疑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理论意义存在，你要丈量土地测个田亩面积，无疑是用平面几何来更有意义，用不上球面几何，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地球的真实性，就此说大地就是方的。但是只要技术跟上了，人类可以实现全球环行了，到后来人类更进入太空时代了，要放卫星，上月球了，这个时候，无疑地球说的实用性就凸现出来了，种种作为都需要配合地球是圆的这个理论，这个时候地球说才是更真实的并具有了实用性。

随着时代发展，技术的跟进，现在看似无用甚至荒谬的理论迟早也会有用

御风行

恰恰是绝对真理的主张导致了对上帝的人格化，成为一般宗教的产生的根源。任何具辩证法的思想，科 ...
旧王孙 发表于 2011-7-22 14:40

    我以为绝对真理不会是人格化的，人格化的是譬如代众人为评判、为抉择的绝对权威一类。真理是绝对的，有限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

御风行

由个人上升到更上层的社会层面上， 也有利于社会的管理，削减行政开销和(请不要使用敏感词)成本。如果一个社会单靠法律来管理，毫无信仰，其实这个社会是危险的，中国古代的秦用法家二世而亡就是个例子（当然，中国的法家不能等同于西方的法治），所以后世统治者引以为鉴，外儒内法，不能片面依靠一个。如果只靠法律，实际上仅具恐吓作用，在利益驱使下，按马克思的说法，利润达到300%可以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法律也会无力。如果人心缺乏自律，缺乏敬畏，一切按利益驱使办事，法律也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管得来，行政成本太大了。如果有宗教的辅助，人有敬畏心（上帝，报应或天良），并相应的出现自律，实际上可以润滑很多，无形中也减少了很大的社会成本。光靠管是管不过来的，而且成本也贵，如果能让大众有自觉的约束自己，肯定是轻松许多旧王孙 发表于 2011-7-22 15:01

    以宗教作为治世手段是常见的，也是宗教得到统治集团接纳和推广（当然会是有选择的，并可能加以改造）的原因，但这与对真理的追求是两回事。

御风行

一个没有信仰，人心缺乏自律，没有敬畏的社会是可怕的，而且会提升(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行政开支，从实际上来 ...
旧王孙 发表于 2011-7-22 15:38

    历史上，生态良好之地又岂止是藏区。当社会还不存在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巨大利益驱动，没有人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据说非洲某擅奔跑部落对动员他们参加运动会的西方人说他们对前方没有猎物的奔跑不感兴趣，虽可能是个笑话，但这种认知惯性是现实的！人们行为的基本动因并不取决于宗教，而是取决于现实的厉害关系。唯有将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与基本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包括宗教或伦理）三者合理有机结合，社会才可能和谐，也才会有更多数人的内心的安宁，仅仅或者过于看重自省、忏悔、“内心的警察”显然是不合适的，他们永远是居于辅位的！

御风行

在我看来，比较温和的宗教具有两种积极意义，一则是具有辅助调节人们的日常行为和认知以达到有益于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二则是具有以局部的逃避和温和的哄骗来缓和人们剧烈紧张的思想和情绪以放松身心的作用。伏尔泰也质疑上帝的存在，但却并不否定上帝，对此两端他都不讳言，原因即是如此。近代西方许多科学家从专业上说必然是无神论者，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却在生活中和与科学相分离了的的哲学立场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原因大体也是一样的。事实上在近代，哲学早已不是科学的引导者，而更多是一种社会态度和生活立场的辩护人。

旧王孙

单靠外在警察，而没有内心警察，反映在具体实际上，社会成本也过大。故而都有双管齐下。若是摧毁了宗教或礼制等方面的道德维系，只是外部的法律震慑和利益驱动，那就是天下大乱。这点，今古人是有共识的------

毛 泽 东谈韩赵魏三家分晋

据(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的护士孟锦云（(请不要使用敏感词)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 泽 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 泽 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请不要使用敏感词)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终生难忘。

　　毛 泽 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他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请教毛 泽 东说：

　　“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 泽 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 泽 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

　　毛 泽 东说：

　　“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旧王孙

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资治通鉴开篇，并发以大篇评论，可见其重要。说得很好“。。。。。。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御风行

社会这样了 主义自己拿吧。
龙尔 发表于 2011-7-24 20:28

    你比那些个什么禅宗大师还要厉害！:handshake :lol

御风行

社会这样了 主义自己拿吧。
龙尔 发表于 2011-7-24 20:28

    你比那些个什么禅宗大师厉害多了！:handshake :lol

m111

末法时代，会有很多人，披着佛教的外衣，干着败坏佛教的事情。正所谓，地狱门前和尚多。

xlem

服了，真服了。